恒久以来，梁启超并未被言之凿凿地确定为“全国兴亡，匹夫有责”的最早提出者，但现实上，对该话语的运用，以他最为机动和频仍。1901年，他仅在诗中就有“全国兴亡各有责，今我不任谁贷之”“匹夫例有兴亡责，回去来兮尚未迟”两种差异说法。时人对该说法太过引用，以至于1921年梁氏在演讲时说道：“我且不必说什么‘全国兴亡，匹夫有责’的这些空话。”可见时人对这句名言的热衷水平。跟着该说法风行于世，更是衍生出如“国度兴亡，匹夫有责”“国度安危，匹夫有责”等说法。

值得留意的是，郑观应在其被以为作于1895年的《致京都文学士道希陈部郎次亮书》中，呈现了“国度安危，匹夫有责”，好像与“全国兴亡，匹夫有责”关联甚大。但经学者考据，该文有修改增补的陈迹。因此，笔者以为“国度安危，匹夫有责”不能解除有其后附加和改动的怀疑，反而证明“全国兴亡，匹夫有责”说法的庞大影响。

综上所述，梁启超于1897年最早将顾炎武“保全国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原话，改写为“全国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在此基本上，他又在同年最早归纳综合出“全国兴亡，匹夫有责”。并且，他对该话语的运用最为频仍、最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