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去世后，父亲也开始虚弱下来，这让陆庆屹突然有了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他想让父母早些时间看到这部电影，于是开始自己剪辑，“我光是看素材就花了一个月。后来找朋友装剪辑软件，都不能用，反复的失败让我很焦虑，我就硬着头皮去找卖我电脑的小哥。软件装好之后，我请他教我基本操作，他笑了，说只会装不会用，让我买书来学。我一下茅塞顿开，直奔中关村买了两本教程，回家边学边剪。我把网断掉，谢绝了所有的工作和朋友。除了扔垃圾和买菜，足不出户，每天和清风明月相伴，与花草为伍。”就这样，陆庆屹花了近两年时间剪出来一个雏形，“一开始我自己剪辑出来的有5个多小时。”

　　陆庆屹说自己是特别喜欢工作的一个人，“累”这个词对他来说只是生理上的，从来没有在心里感觉到累。“我喜欢加班，同事教我一点什么我都会记下来，然后反复去演示。不能说是刻苦吧，因为刻苦这个词是对那些不喜欢的人才够得上。”

　　2017年底，《四个春天》在北京举行首场放映，陆庆屹把父母从老家接过来，那场放映获得极大成功，陆庆屹也哭得十分伤心，母亲之前一直以为儿子只是拍着玩，没想到真要在大银幕上播出，放映结束后，“我妈很激动，在大家的掌声中走上了台，笑中有泪地对我说：‘早知道你真的在拍电影，我就穿得好看点了。那个头发乱得成什么样子了。’观众大笑。她又说：‘祝你梦想成真’。那时我爸已经行动不便了，只能在观众席站起身，摘下帽子对身后和身前的观众鞠躬致谢，拿着话筒稳定了一下情绪，颤声说：‘今天我在大银幕上看到我自己了，我想这个片子是献给我们的吧，感谢我的儿子。’那一刻，我控制不住泪流满面。”

　　《四个春天》的试映在豆瓣收获了9.2的评分，入围了7月21日在西宁举办的第12届FIRST电影展最佳纪录片并最终拿奖、公映，这些对陆庆屹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父母看到了这部儿子献给他们的作品。

　　百分之六十拍幸福 百分之四十是无奈

　　有朋友说《四个春天》拍的是幸福，陆庆屹说他百分之六十赞同，那百分之四十，在他看来，拍的是人生的无奈。

　　剪辑《四个春天》时，最痛苦的是姐姐那部分，纪录片拍到第二个春天，陆庆屹的姐姐因病去世：“拍摄时，我在姐姐的棺材抬出去之前晕倒了，晕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醒来后我妈妈说，‘你洗个脸吧，要么你拿着花圈，要么你继续拍’。后来剪辑时停了一个多月，我姐住院的那一段素材，我不敢看，想狠下心肠剪辑，可是做不到，就停了一个多月。那一个多月里就看书，看摄影方面的书，在门口看看天，积蓄一些能量能够让自己去更好地面对，这是拍摄这部电影最大的困难。”

　　陆庆屹说自己特别爱哭：“更多的时候，我会被一些温暖的东西感动得哭，可能温暖的东西更容易消逝。这应该是遗传，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很细腻的人，他们对人的爱是无理由、不需要回报的，不管是对陌生人、对万物、对植物，他们俩都有一种敬畏感。有一个词——慈悲。每次想起他们，我就会特别难过。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遇到。而我选择拍这部片子，也是因为看到父母逐渐老去，想记录他们的点点滴滴。可能45岁了，更容易感到时光易逝。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他们的骄傲，但他们是我的骄傲。”

　　虽然自己很感性，但是陆庆屹拍摄时不想过分代入个人情绪，不想太煽情，所以他选择了在悲喜两头都有抑制，希望让观众用自己的经验来填这个留白，但是这又并非是采取完全冷静的客观角度：“我在悲和喜这两方面都做了一些删减，我比较喜欢那种流淌的感觉，因为人生实际上没有那么剧烈。很难做到在自己的家庭题材中能够像旁观者一样清醒，这也是题材的客观性。我不太喜欢太冷静的片子，我认为作为一个影像记录者，还是要有一颗悲悯的初心。“

　　父母对生活的态度是陆庆屹最为尊敬的地方：“我四十岁的时候我姐去世，我感受到了悲伤、无可奈何，时间可能会抚平一些东西，但是它的基调还是下沉的， 需要人慢慢去适应。我的爸妈肯定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可是我这辈子从来没听过爸妈对生活说过一点抱怨的话。我还是想把这种既强韧，又柔软的精神力量，呈现出来。”

　　未来还会在影片中讲述父母的故事吗？陆庆屹给出了否定的答案，爱美的妈妈不喜欢自己衰老的样子，他也不喜欢，所以他不会再拍成电影公映，但是他说会一直记录下去，只是作为纪念为自己留下来。

　　陆庆屹透露接下来他想尝试一下剧情片，是一部青春片，讲述一个少年的故事，呈现的就是少年时期的自己，剧本已经快写完了，片名暂定叫《少年》。

　　陆庆屹说自己时常会想，自己在这个世界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从过往的人生阅历里，并不能找到确切的答案。但有一点是我确信的——每个人的诞生都不可复制，都有与世界相处的独特体验，也都可以把这些体验表达出来。我喜欢表达，哪怕只是给自己。”

　　本版文/杨逍 供图/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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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