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已错过最佳生育年龄，在求子的路上，备受生理、心理的煎熬，有时还不得不踩在法律的“灰线”上。
在中国的生育大军里，新添了一群人，她们的身体在走下坡路，生育意愿却分外强烈。已错过最佳受孕年龄的她们，在和生育时钟赛跑，急切地想尽各种招数，只为养一个宝宝。
同发达国家一样，中国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近两年在不断推迟，高龄孕产妇直线上升，尤其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生育压力得以释放。
在北京市床位数最高的妇产科专科医院——北京妇产医院，2016年迎来近1.5万个婴儿，其中，“大约4000多例的产妇年龄在35岁以上，400多例产妇超过40岁，还有四五十例产妇超过45岁。2017年，高龄产妇又增加43%，其中40岁到44岁的产妇增加约70%。”该院产科医生宋伟告诉《财经》记者。
高龄孕产拉升了高危比值。2016年数据显示，大约四个孕妇中就有一个是高危产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形势更严峻，2016年北京高危产妇比重达62.8%。
年龄，是一道生育的闸门，这道闸在下坠的不可逆中加速。女性卵巢功能在35岁之后极速老化，就像树枝突然折断垮掉一样，医学界将35岁之后生育力下降的情况称为“折棍现象”。临床上把35岁及以上妊娠的产妇，皆归为高龄产妇。
决定加入高龄生育潮时，王楠的想法是“赶紧生”。2016年，中国推行近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转向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她和丈夫想再生一个孩子。35岁的她，没有过多纠结再养育一个孩子的负担，“关键是趁着还算相对年轻赶紧生”。
数据显示，全国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9000万左右家庭中，60%的女方年龄在35岁以上，50%在40岁以上。
高龄怀孕不易，即便成功，并发症、胎儿畸形、分娩困难等风险也会更高。因此，即使备孕期间没有异常，医院也会将她们直接纳入高危产妇管理。
原国家卫计委自2017年开始对高危孕产妇按颜色标记风险， 40岁以上的高龄产妇则直接纳入意味着高风险的红色区。
即便如此，那些想抓住生育最后机会的70后，以及想要生个老二的80后，仍然奋勇直前。她们有的四处求药、紧张备孕，有的求助于现代医学辅助生殖技术，有的甚至不惜游走法外之地，踩在“灰线”上祈子。
不顾一切求子
为了生孩子，在35岁时王慧辞职了，一门心思做试管婴儿。她先后5次取卵、3次移植胚胎，换了两家医院都无果。
“第三次做移植的时候，连医生都掉眼泪了，她真心希望我成功。”王慧第一次在医院的楼道里哭得稀里哗啦。
穿梭于各大医院生殖中心就诊的人群中，新增加的主力是70后、80后。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曾介绍，中国年均完成70万例辅助生殖技术。
以70后为主，她们在独生子女政策时不能生，二孩放开后很着急。“从医学上认为生育机会不多，她们自己也相信有困难，但又特别迫切想去做治疗。” 北医三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刘平向《财经》记者介绍。
这样的热度催化了辅助生殖市场的迅速发展。2007年原卫生部曾将辅助生殖技术行政审批权下放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辅助生殖机构从2007年的95家突增至2012年末的356家。截至2016年，全国获得执照的辅助生殖机构增至451家。
然而，女性年龄太大，即便是利用辅助生殖技术成功率也不高。
依据历年来的数据，刘平认为，还有辅助生殖治疗价值的年龄上限是43岁，43岁还可能有一些成功，但高于44岁成功率会很低。
所有的影响因素中，永远不变的是女性的年龄。输卵管不通、弱精症都可以通过治疗手段克服。唯有年龄带来的折损，不可逆。
王慧曾经设想过，用试管技术如果还是失败，“最后一步打算就是借卵。在生孩子这个事情上，很多人一定是在不断退让”。
不少高龄产妇，对人工辅助技术心存戒备，先是自然怀孕拖一段时间，万般无奈才求助于科技手段，当一次次失败之后，一些人甚至会“借卵”或者借腹生子。
按原卫生部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等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卵子、精子，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换言之，只可接赠卵。
获得赠卵十分不易。因为按相关规定，一次取成熟卵子20个以上，自留15个，其余方可馈赠。“工作这么多年，从没有见过一个患者选择等待赠卵。”北京宝岛妇产医院生殖中心首席专家左文莉对《财经》记者说。
捐卵的人罕见，更何况一次促排获卵数超过20个的妇女中，多数都是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而此类患者的卵子质量普遍较差，且该疾病有遗传倾向，也会被禁止赠卵。
刘平说，如果确实遇到排卵多于20个，“我们会稍微提示她一下，如果你愿意可以捐出来，当然这完全基于自愿”。现实中，自愿捐卵的案例凤毛麟角。
有需求者会转向黑市。“爱心捐卵” “代孕供卵”这类小广告，在生殖医院的地上、卫生间的门、墙上，随处散落。
一位不愿具名的生殖机构业内人士向《财经》记者介绍，建立一个辅助生殖的无菌操作实验室，大约要400万元。而做辅助生殖的市场价从7万至40万元不等，因此对于地下的试管婴儿机构，回收成本很容易。
不少高龄女性在生育之路上存有执念，抱定生养一个孩子的决心。由于辅助生殖的成功率因个人体质而异，年龄越大，成功率越低，她们不惜铤而走险寻求“法外”之地的可能机会。
为这些地下产业链操刀的医生，往往都来自公立医院。吴芳在公立医院试管失败后，几番打听找到上海当地的一家地下辅助生殖机构，“第一次去被蒙着眼睛接到上海郊区，所谓的生殖中心就在一幢别墅内，确定是真的患者之后才能见到医生，操刀的就是公立医院医生。”
冻卵、借卵、代孕，在中国皆处于法律不禁、政府不允的灰色状态。在法律上留有“真空”， 因此，对这一类行为的处罚法律依据不足，无法针对不同主体实现规制，对非医疗机构实施代孕也没有规定任何处罚措施。
37岁的杨乐，离异，没有孩子。“我怕等不及找到下一个合适的人，我想冻卵。”她告诉《财经》记者，一度产生“贿赂”生殖科医生的念头。
目前国内的医疗机构不能开展这一项目，国外冻卵的综合成本又太高。刘平以其业内资深者的观察评价，“国内的冻卵技术也就是近四五年开始发展，现在也只是相对成熟。由于一次也不能冻很多卵，解冻之后的试管婴儿成功率也可能受到影响。”
王慧在国内医院尝试三年之后，38岁时，决定再去日本一试，她仔细筛选医院，甚至研究各医院院长的研究方向。一年多里她前前后后去日本11次。
漫漫试管路上，王慧备受希望与失望交替折磨，最煎熬的不是一次次的抽血、做B超、打针、取卵，而是“像等待一次次宣判，宣判你的卵好不好、能不能用、能不能配成胚胎、胚胎是什么级别的、最后能不能移植”。
不惑之年，仍在求子，王慧焦虑之下开始服用安眠药。在得知自己怀孕后，“反而出奇地平静，经历了太多失败、沮丧，这一天真的来到，我已经筋疲力尽”。
在备孕八年、试管六年之后，41岁时王慧终于如愿。
顶风怀孕
一旦成功怀孕，意味着下一场搏斗开场。
高龄妈妈们从生殖科转战到妇产科，和普通的孕产妇一样月月产检。医生们遇到她们，会格外留心，因为她们孕期出现各种并发症几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