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道夫在相亲角。

这里就像一个关于婚恋的人才市场，所有信息都按照相同的格式打包装订。户口、住房、工作、年龄、收入、学历等硬条件是其中必须出现的要素，至于任何能体现一个人个体价值的元素，都被语义含混的几句“性格好”“脾气好”简单带过。

交易，是互联网上的年轻人批判相亲角时最常用到的比喻。

但在白发族眼里，如果非要把这种门当户对的要求称作交易，那至少也是一门绝对不会亏本的生意。在高压的都市生活里，良好的物质基础是未来幸福生活最有力的保证。甚至从某个角度来说，处心积虑寻觅一个条件优渥的女婿或者儿媳，也是老人为自己的晚年上一道保险。毕竟在仍旧以家庭养老为主流的中国社会，子女的优质婚姻和父母的优质晚年之间几乎可以画上等号。

在相亲角，没有人羞于谈论物质。/ 《广州日报》

网络相亲的精准匹配依赖的是一套先进的算法，公园相亲的锱铢必较也基于一套古老的算法，前者是悄然运行的计算机，后者是噼里啪啦的算盘。老人们娴熟地将各种筹码来回移动调换，以保证相亲天平的稳定。

在相亲的语境下，大多数底线都不是真正的底线，只是还没有足以撬动它的砝码出现罢了。比如，很多老人喜欢给身高划线，“低于155cm的女性/低于175cm的男性一概不考虑”，但如果对方的家境、工作条件足够合适，远超预期，那么大多数身高要求也就自动作废了。每一种条件都可能受到另一种条件的影响而产生更大的讨论空间，至于其背后瞬息万变的原则，也只有那些坐在石阶上的老人掌握。

在中国人的婚恋世界里，一方面羞于谈论过分功利的话题，另一方面这些因素又在婚恋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这种国民性矛盾使得相亲成为社会生活里最惊心动魄的观念角斗场，也成为喜剧最喜欢表现的题材之一。

小品里的懒汉与相亲女。/《懒汉相亲》

1989年，小品《懒汉相亲》登上春晚舞台。在这个小品里，经过村长的一番布置，雷恪生饰演的懒汉家里焕然一新，彩电沙发一应俱全。果不其然，宋丹丹饰演的相亲女看到这些后赞不绝口，几乎就要芳心暗许，但在一切露馅后，她的态度又意料之中地急转直下。这样的反转显然扫到了观众的痒处，在热闹的掌声和笑声中，秘不示人的择偶标准被一出喜剧夸张地表现出来。

整整30年过去了，中国人的情爱之路上留下了许多标志性的事件：小品播出的前一年，山西卫视推出中国第一档电视相亲节目《电视红娘》；1998年，中国首家免费婚恋网站在深圳上线；2004年，公园相亲角的雏形在北京诞生；近10年以来，大型相亲会的新闻不断出现，一个又一个新的相亲节目引发收视热潮。

当最新潮的一批人已经不屑于在婚恋中谈论物质，甚至不屑于谈论婚恋本身的时候，一群老人仍坚守在公园，固执地按照自己的准则对天平上的砝码进行微调。但这些出没在相亲角的老人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子女，实在值得怀疑。如果这边一切谈妥，那边的子女却毫不配合，想想都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

或许是因为种种冲突感，相亲成为喜剧喜欢表现的主题之一。/ 《相亲》

相亲角的问题，就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白发相亲的焦虑，更像一种镶嵌在大时代里的焦虑。

根据2018年8月民政部发布的《2017年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7年内地居民结婚人数和结婚率继续双双下降。对于这一数据，可以存在多重解读。

受教育水平变高，让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结婚年龄推后了，与此同时，快速的城市化将他们推上远离家乡的道路，农村青年前往城市、小城青年前往大城市成为常态，面对城市里以房价为代表的高昂生活成本，结婚成为一件奢侈甚至多余的事情，这或许是当代人对婚姻普遍冷漠的根源之一。这一趋势也得到了数据的支持，从几年前的北京、上海开始，中国大城市的平均初婚年龄纷纷超过30岁——30岁后结婚，这足以让大爷大妈倒吸一口凉气。

婚姻最后总会成为一种选择吗？/ 日剧《我选择了不结婚》

而从更加宏大的背景来看，人口出生率逐渐下降，社会人口结构的改变，也在更彻底地改变着中国人的婚恋观、生育观、养老观。数量庞大的独生子女面对陡然增大的赡养压力和育儿压力，自然而然地将结婚生子从一种人生的必经阶段变成自由选项。

在这种从社会现实到群体观念的急剧变化前，多数老年人显然不适应，也不买账。根据2016年发布的《中国逼婚现状调查报告》，全国很多地方的被逼婚率均在70%以上。但家庭压力很难换来年轻人的妥协，也就无法化解老人们内心的焦虑。他们只好来到公园，互诉衷肠，等待渺茫的机会，来抵消由焦虑带来的晚年凄凉感。

梳理中国社会历来对婚恋的认知，可以分成两个显著的层次。在主流文化里，情感契合始终是婚恋的必要条件，即便在宗法社会下，《红楼梦》《西厢记》等广受欢迎的文艺作品所歌颂的无不是天作之合、自由相恋的爱情。但这种共识往往只留存于表面，在真正的实践中，社会资源是最重要的一把标尺，所以在相亲角的场合下，性格因素几乎都被放在最末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