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慈善，做着做着就做不下去了，却说是国家的进步

　　陶斯亮，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创会会长，从事慈善事业27年，先后发起“智力工程”、东乡助学行动、“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向日葵计划”等多个慈善项目。

　　2018年度公益人物　

　　陶斯亮

　　慈善是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

　　本刊记者/贺斌

　　本文首发于总第882期《中国新闻周刊》

　　获奖理由——

　　仅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她所领导的公益机构就义诊筛查了上千名脑瘫患儿，累计救助近400名脑瘫患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当市场经济正红火的时候，她就将关注的目光锁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被忽略的弱势群体。扶贫助学，救治残障，近30年以来她的公益脚步从未停歇。她说，要做“小而美”的慈善，小即是低调不张扬，不求关注；美则是多结善果，达济天下。

　　颁奖典礼正是寒冬季节，陶斯亮一袭深蓝色西装套裙，特意别了一枚精致的胸针。在拍照前，她抹了点口红，“显得自然一些”。然后从女儿陶冶手上接过一条米白色丝巾，掖在领口。

　　自从2012年与美国斯达克听力基金会合作以来，陶斯亮越来越国际化，无论是形态礼仪，还是思维方式——通过与国外慈善机构和慈善家合作，她对于慈善的理解更加深刻，更加开阔，也更加务实。

　　从最开始“卖桌子”，找“红二代”的老哥老姐们站台募款，到现在一年比一年成熟的“爱尔公益慈善之夜”，陶斯亮凭着医者的仁心和专业，将慈善做成了持之以恒的事业。

　　“和国外那些大企业家、大慈善家不同，我既没有钱，也没有权，就是怀着一颗做公益的心，量力而行，做一些拾遗补缺的事情，没想到回头一看，聚沙成塔，居然也干了这么多的事情。”陶斯亮感慨地说。

　　12月3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之前，爱尔公益基金会刚和美国欧几里德系统公司签订了“爱之光——视觉关爱公益项目”的战略合作协议，该项目致力于青少年视力筛查和近视防控。

　　慈善先行

　　27年来，陶斯亮先后任职过三个基金会，开展了多项公益慈善项目，但“做着做着就做不下去了”。

　　1991年，陶斯亮加入中国医学基金会，兼会长。虽是兼职，用陶斯亮的话说，相当于“一条腿迈入慈善”。一个偶然的因素，她接触到第一个慈善项目“智力工程”。

　　当时，面临解散的河北承德地病办向中国医学基金会求救，通过他们，陶斯亮了解到碘缺乏症患者（IDD）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边缘群体。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中国有7.2亿人生活在缺碘地区，在这些地区有700万地方甲状腺肿（俗称大脖子病），20万克汀病（IDD最重型），10岁以下智障儿童有539万人。

　　造成碘缺乏的原因是私盐泛滥，私盐中没有添加碘，价格低廉，却导致数百万儿童智商低下，或者受智商低下的威胁。“一生只需要一小勺碘，可就是缺乏这么一点点微量元素，后果却这么严重。”时隔二十多年，陶斯亮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流露出惋惜的神情。

　　实际上，从中央层面，政府一直关注着碘缺乏病防治工作。1991年3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代表中国政府在《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和《执行90年代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行动计划》上签字，承诺到2000年中国基本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

　　然而，当时各地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大兴土木、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对民生问题关注度不够。

　　“我就想，中央政府都作出承诺了，可地方上如果连个地病办都保不住，碘缺乏病问题就更没有一个职能部门来管了。”本着这样的想法，1993年，中国医学基金会开展了“智力工程”，首先是保住了地病办这样一个机构，促使地方政府关注碘缺乏病问题。

　　一年后，国务院颁布了《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163号令），确定对消除碘缺乏危害采取长期供应加碘食盐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1996年，国务院颁布了《食盐专营办法》，对食盐生产、销售实行专营管理，将碘缺乏病防治工作纳入法制化管理。

　　实际上，163号令出台后，“智力工程”就中止了，但中国医学基金会还是继续做了一段时间的补救性工作，给0 2岁的儿童喂碘油丸，以补救在母体中就缺乏的碘，直到1996年才完全退出。

　　2000年，在中国市长协会担任专职副秘书长的陶斯亮来到甘肃东乡族自治县，被当地严重缺水的贫困面貌，以及大量儿童辍学的情景所触动，于是联合协会的女市长们发起东乡助学行动，每年请一些女市长、知名人士、企业家去东乡看望孩子，并资助他们上学。2006年，国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东乡助学行动逐渐退出。

　　2005年，陶斯亮出任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简称“听基会”）理事长，在听基会发起“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尔就是你，就是爱你，不仅仅是对耳朵，而是一个泛慈善概念。”陶斯亮介绍说。

　　2009年，在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成立仪式上，陶斯亮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介绍，如果在6岁以前就能得到安配助听器，聋哑儿童是完全可以回归到正常生活的。当时中国这样的儿童有80万，而一个助听器只要8000多元。

　　俞正声随后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回良玉建议，由政府出面将6岁以前的聋哑儿童救助管起来，引起国务院的重视，不久就拨了4亿元，专项用于聋哑儿童救助。如此一来，聋哑儿童从出生就被政府包干救助。于是陶斯亮从此将听力救助的工作重心转到老人上。

　　“每当我们一项慈善活动的终止，就意味着国家的一个进步。”在今年8月27日，第五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慈善论坛的演讲中，陶斯亮将爱尔基金定位为“拾遗补缺”，“凡政府一时顾不上的，我们就先行干起来。教育和医疗本是政府应尽之责，如今政府重视了，措施跟上了，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做“小而美”的慈善

　　在从事慈善事业之初，陶斯亮并没有真正为钱发愁过，“红二代”的身份，以及在中央统战部六局担任局长和在中国市长协会任职的经历，为她在政界、学界积攒了大量的人脉。此前的慈善活动多是做力所能及的资源整合与组织动员工作，并不需要过多的资金投入。

　　可是到听基会的时候，陶斯亮首次面临“无米下炊”的窘境，开始试着用慈善晚宴的方式募捐，一桌饭菜认捐1000元，第一次公开募捐就筹集了7万 8万元捐款。但是，对于数量庞大的聋哑人士而言，这些捐款只是杯水车薪。

　　后来，陶斯亮找到美国斯达克听力技术公司，用诚意打动了公司创始人奥斯汀，并签订了10年合约，所有助听器和服务都由斯达克无偿捐赠和提供，组织动员工作则由各地残联包干，解决了项目的资金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