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毅的母亲闲着没事，经常去广场“看热闹”。卖保健品的人声称保健品效果很牛，保证药到病除。由于每盒药要100元，不少老人都不舍得买。于是，卖保健品的人承诺，谁先买谁优惠，第二天药钱全部返还，前三名倒给100元。也就是说，这些药是白给的，还有可能赚到钱。于是，一些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买下来了。
第二天，村民真的收到了卖保健品的人原封不动的退款。于是，包括朱毅母亲在内的大半个村子的人都买了保健品。
可是等到第三天，卖保健品的人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朱毅所在村的妇女主任吕女士对《法制日报》记者说，以前在新闻中经常看到，城里的老年人因购买保健品上当受骗，没想到现在这些骗子转战农村，骗起农村的留守老人。“而农村这些老人多数是留守老人，子女不在身边，老人又缺乏辨识能力，希望相关部门多做防骗宣传，提高老人防骗意识”。
现场取证困难监管不易
建新格局避免分散而治
有心理专家认为，老人之所以对保健品“着魔”，是因为老年人大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疾病，他们非常渴望自己的身体能够健康。而这些所谓的保健品讲座，常常夸大其词，宣传自己的产品能够治好各种疾病。
南昌的方大爷买了一盒“玛卡”，花了3800元，推销人员声称能治脑梗、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方大爷信以为真，可服用一段时间后，发现毫无效果。
在确认为“三无”产品后，方大爷先后向当地派出所、工商局、食药监局求助，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记者采访发现，在对保健品虚假宣传的查处上，除了方大爷这样的消费者遭遇投诉无门外，监管部门也有一肚子苦水。
广西桂林一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告诉记者，在审批机制日益放开的大背景下，生产保健食品的审批机制十分简单，企业很容易就可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产品注册号或备案号。相反，虚假宣传的取证，一直是摆在监管部门面前的难题。“今年，我们投入了更多力量整治保健品市场，但破案率却直线下降。而且很多时候查出来的产品，有批号和蓝帽子，是货真价实的保健食品”。
事实上，在与执法部门玩了多年的“猫鼠游戏”后，一些保健品公司也在研究如何规避打击。
“健康讲座一般选择早上5点到6点之间，这个时间段执法部门基本上都没有上班，不会有执法人员来干扰会场。”成都市市场监管部门一名工作人员说，他们想进入会场暗访，但会场门口的保安发现是年轻人就坚决不让进，执法人员要想获得一手证据相当困难。
河南某食药监局保化科的曾科长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以前，保健品公司大多在会场宣讲产品功效，然后开始营销，执法人员很容易抓到证据。但如今这些公司都改成了会议营销，让老人去指定地点购买。“这种把营销推广与实际销售分开的模式，给执法监管带来了很大难度”。
曾科长还说，一款普通的压片糖果，包装盒上印着是保健食品，但销售员却对老人说，这是能治百病的“神药”。可我们一检查，销售员马上改口说是保健食品，没说能够治病。更多的时候，老人不配合我们，反而配合销售员。“以前保健品推销，还制作印刷品和资料，现在都是面对面宣讲，我们很难查处”。
有专家认为，保健品监管的难点，还在于缺乏有效的执法手段。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因单个部门职能所限，一般是采取多部门联合执法，然而要形成大规模联动机制并不容易。“2018年3月，国家组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过去分散式的各部门监管变为统一的集中监管。在新的监管格局下，可以在组织市场监管、推进综合执法方面形成良好的制度模式，真正避免以前分散而治、职能交叉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