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此举将从头部对数据造假生态构成直接打击，但在另一方面却又有可能迫使造假者转换生产方式，客观上还有刺激数据造假行为的作用。”互联网观察家葛甲则持有上述态度，认为在新政策的作用下，未来造假者有可能会从别的维度去做数据，而不光是在评论和转发上下功夫，操作难度会更大一些，更复杂一些，但是其中包含的利益也会更大。

　　他表示，微博之所以只是采取限制显示措施而不是干脆直接把相关数字隐藏，是由于微博本身作为传播效果量化工具的地位，意味着较大商业利益，此次行动更像是在治理问题和商业利益问题之间所做的一个平衡，是权宜之计而非根本大计，最终没起到作用反而助长了乱象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文/本报记者 温婧

　　统筹编辑/余美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