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波音737 MAX 8。  

　　年年315，今又315。

　　在波音737-8型客机半年内第二次爆发空难之际，民用客机的安全质量、“空中飞人”们的人身安全该如何保障？

　　“我实在忍不住，给你打这个电话。”3月14日晚21时55分，为了业务工作刚刚落地三亚的全国政协委员江浩然，给本报记者打来一个急促的电话。

　　头一天才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闭幕式后告过别，这个电话有些出人意料。他说，之所以打这个电话，是因为他在三亚机场的停机坪上看到几架发动机被罩上苫布的波音737-8。“我猛然想起在驻地亲身经历的一件事，那就是我见证了刘绍勇委员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建议叫停波音737-8的历史性瞬间。”江浩然声音有些颤抖。'); (window.slotbydup=window.slotbydup || []).push({ id: '2473874', container: s, size: '300,250', display: 'inlay-fix' }); })();

　　3月10日晚，散步回来的江浩然在委员驻地一层大厅偶遇全国政协委员，东航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刘绍勇。同在经济界别，几次全体会议时彼此坐得很近，因此二人还算熟悉。当时，刘绍勇身边还有一个人(后来才知道是国家民航局的领导)。

　　江浩然当时就觉得这个人神情很凝重。因为彼此相熟，江浩然陪着刘绍勇和那位领导又在一楼站了一会儿，这才从两人对话中听明白了那位民航局领导神情凝重的真实原因———这一天，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飞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途中坠毁，机上157人全部遇难。

　　这已经是波音737-8型客机在半年内发生的第二起悲剧。为了防患于未然，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刘绍勇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一直在和那位领导建议，中国应立即暂停这一型号飞机的商业运行。措辞之严谨、语气之诚恳、情绪之急迫，让江浩然一度感觉有点不认识他了。

　　“之前，我一直觉得他务实风趣，但没想到他还有这样雷霆万钧的一面。”其实，江浩然也知道，刘绍勇委员本身就是飞行员出身，曾任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副局长和南方航空董事长。在一位老飞行员的从业逻辑中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安全——所有乘客和乘务人员的安全。在这一机型接连发生空难的当口，刘绍勇一直到临近午夜时分与民航局领导作别时，还在建议“一定停！一定停！”

　　“在回房间的电梯里，刘绍勇说，他也清楚地知道咱们国家现在有近百架此型号飞机，如果停飞对航空公司而言将是多大的影响。但他反反复复说的是安全，是生命安全。”江浩然说，当时的情景还在眼前。

　　结果，第二天，也就是3月11日上午9时，中国民航局发出通知，要求国内运输航空公司于当天晚上6点前暂停波音737-8型客机的商业运行。

　　有航空公司方面称，公司是在凌晨接到了上述通知。这个时间也就是刘绍勇和江浩然在电梯里对话后的几个小时内。“刘绍勇委员的建议太有意义了！”江浩然说他非常激动，这种激动不仅来自于他作为委员，亲历、见证了中国民航局一个重大历史决策出台的前夜，更源于他见证了另一位委员为这一决定所作出的不可忽视的努力。“中国民航局发布公告的同时，刘绍勇委员告诉我，我们前一夜在电梯间分手后，他又连夜向各方人士建议，一个目的就是叫停737-8”。

　　“这是我应该做的。”虽然能够理解江浩然委员的激动，但作为新闻工作者，为防止道听途说，3月15日一早，本报记者还是拨通了刘绍勇委员的电话。

　　听到江委员的爆料，刘绍勇委员谦逊一笑。为什么据理力争？“两层意思：第一，我也曾是飞行员，或许是职业敏感，我从一个飞行员的角度来看，波音737-8在上升时出现的故障，在飞行过程中很难处理。虽然我了解波音公司的历史，也并不否认其具备制造全球一流客机的实力，但这个实际存在的设计缺陷希望他们能尽快修补，让波音737-8早日重返蓝天；第二，我是政协委员，政协委员要为说得对而努力，我有依据自身所长向民航局及国家有关部门提建议的职责。他们能够采纳我的建议，我也感到很高兴。虽然航空公司的经营管理或将为此受影响，但我还是要建议。”刘绍勇语气坚定。

　　据了解，中国是全球首个宣布波音737-8机型停飞的国家。过去，通常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先发布停飞指令后其他国家再跟进。

　　截至发稿时，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在内，所有拥有波音737-8型飞机执飞航班的国家都已经停飞了这一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