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孙云晓表示，孩子的许多“极端行为”与家庭教育的失败密切相关，而父教缺失是其中重要因素。根据国外的研究数据，70%的犯罪行为都和父教缺失有关，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

　　孙云晓说，人从诞生一刻起，有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亲密性，母亲有天然的优势；另一个是独立性，父亲对此有特别的责任。独立性主要使人能够承担责任、顽强、自律，父教缺失使得孩子失去了规范和榜样，往往会导致很多问题。父亲在家庭教育中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力量。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引发了社会普遍担忧。据了解，《未成年人保护法》今年将迎来大修，自1991年该法颁布施行后，经过两次修改，此次大修条文将增加一倍。

　　在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等31名代表建议，将我国刑法规定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下限降低到12周岁。

　　有专家提出，未成年人身心特殊，只是简单地予以刑法惩罚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不良行为，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实行分级干预，在有利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设立监护人管教、训诫令、专门学校、收容教养、社区矫正、刑事处罚等分级干预与矫治措施，充分体现“宽容但不纵容”的原则。

　　前不久，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举办的一场“从弑母案谈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的法治沙龙上，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不赞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她表示，少年司法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矫治或处罚问题，而应在保护、养育等领域加大立法力度。有刑就应该有罚，对少年也要有处罚项目，但这个项目“罚”不是重点，重点是如何强制治疗和强制教育，落在治疗和教育上，前提是“强制”。

　　她说，对已出现危害行为的未成年人不能没有强制方式。否则，无法实现教育与矫治，而且对社会安全也是不负责任的。强制不能以罚为操作，而应给予这类未成年人生活基础的照顾与能力赋予。

　　另一名法学专家建议，与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如建立少年司法制度，对没有达到法定责任年龄不作为犯罪处理、不受到刑法处罚的人，应当有一套相应的处置措施，使他们在少年司法范围内受到一定管束。除了实体性规定，还要有程序性规定，这需要启动立法填补空白。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李超 实习生 郭阳琛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