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细化国家发展分类的动议备受关注。一些发达经济体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对于其成员方过于宽泛的发展分类、自我指定的发展地位，存在缺陷，因此谋求在多边层面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细化成员的分类，动态评估成员的发展地位，并为中国量身定做出先进新兴市场国家的标准，要求我国承担更多国际义务和关税减让、扩大市场准入范围、开放市场责任。

　　3.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指标调整，预示国际经贸规则变迁。2018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提出，将对营商环境评价指标进行调整，会更关注政府采购等方面的指标，重视在政府采购中的公平性、规范性、透明度。

　　对接国际先进标准，扩大对外开放

　　只有坚定走对外开放之路，遵循成功开放的基本经验，瞄准国际经贸规则变迁的趋势，主动与国际先进的经贸规则标准对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释放更大改革开放红利，才是反制单边主义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最根本的手段，才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完善多边经济体制中赢得长期发展的战略机遇。

　　一是与国际高标准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规则对标。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减少开办企业、获得电力和施工许可、获得信贷的办理环节，缩短办理时间，压缩不动产登记时间；提高解决商业纠纷效率，耗时缩短，简化企业破产注销手续和流程，压缩注销时间；提高跨境贸易货物通关效率，压缩进出口单证办理时间，降低进口环节费用；进一步明晰外商直接投资(包括服务和非服务部门)的整体准入条件，全面落实外商投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清理扭曲和歧视性做法，促进公平竞争。

　　二是规范政府补贴。全面梳理政府的各种补贴措施，对于现有的补贴进行分类整理，取消世界贸易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规定禁止采用的补贴措施，包括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提高补贴措施实施的透明度，清理将来可能受到更严格约束的补贴，确定时间表，逐步取消无限制的担保，取消按照所有制性质设定的企业补贴，取消对没有可靠重组计划、资不抵债、陷入经营困境企业的补贴，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塑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三是提高政府决策透明度。在贸易领域的政策措施要公开发布，征求公众意见，接受公众评议，预留一般不少于60天的评议期以征求公众意见，在公布和生效之间留出一般不少于6个月的过渡期，供相关产业进行调整，提高政府决策的可预见性。

　　四是超前筹划政府采购开放事宜。在政府货物采购、服务采购、工程发包中，提高透明度，对内资、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对国有企业、非公经济平等相待，严格遵守《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硬化法律法规对政府行为的约束力。同时，做好我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制度准备，做好政府采购改革试点工作，在试点地区政府的货物和服务采购、市政工程招标、公益性国有企业采购中，筹划体现WTO非歧视原则。

　　五是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适应竞争中立原则。公益性国企属于公共机构，履行政府职能或推进政府政策，不以商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不适用竞争中立原则；商业性国企在市场上平等竞争，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遵循竞争中立原则。这既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便于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

　　六是改进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核心是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严格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程序，提高执法效率，降低维权成本，公平对待国内外所有企业、个人和投资者的知识产权。不以强制技术转让作为外商投资准入条件，清理限定外商投资技术条件的要求和做法，保障外商投资自由选择采用的技术。

　　七是跟踪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发展方向，稳妥推动数据跨境流动自由化。尽管对于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尚存分歧，但谋求构建数字贸易规则已经成为国际共识。我国既要加大对数字贸易的政策支持力度，优化数字贸易发展环境，又要按照扩大开放与适度保护相结合的原则，积极探索发展国际数字贸易的路径和模式，建立健全针对数字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交付、使用等环节的数字贸易规则，完善数据流动和数据保护规则、行业自律制度及监管体系，做好参与国际数字贸易新规则谈判的准备。

　　八是扩大进口，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根据社会承受能力，进一步降低关税总水平，减少非关税措施，扩大进口，满足广大居民和企业对高端消费品、投资品的需求。继续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培育进口促进平台，全面提高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进出口贸易平衡。

　　(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