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之所以把“公子昭”记为“太子昭”，“托孤”一事帮了很大忙：宋襄公和公子昭都说确有此事，所以史书也说确有此事。

但在我看来，《史记》作者司马迁似乎也不太相信“托孤”一事，所以史记在记录这件事的时候写道：“宋以桓公与管仲属之太子，故来征之。”

翻译成现代文就是：“宋国以‘齐桓公和管仲的嘱托’为理由，率军帮助公子昭复位。”

想想也挺正常，我都能看出毛病的内容，司马迁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呢？但他应该是找不到确切的证据来反驳这一观点，所以只能加上“宋以”两个字。

而之所以没人翻这个案，是因为公子昭当了十年国君，最后也是善终，所以没人在明面上追究这事罢了。

但这不代表其他三位公子就这么暗气暗消了，公子昭刚死没多久，他的接班人就被三公子之一的公子潘所杀，此为后话。

随着公子无亏的出局和公子昭的继位，齐国内乱算是暂告一段落。

在此次事件中，起决定性因素的显然是宋国和宋襄公，也正因为成功帮助公子昭复国，让宋襄公看到了齐国的衰弱和齐国三公子的蛰伏，他认为齐国在短期内不可能再有所作为。

有了这样的判断，宋襄公难免会有一种幻想：只要自己再努把力，肯定也可以复制齐桓公的成功，成为第二位霸主。

且不说后人如何评价宋襄公的这种行为，至少他的哥哥公子目夷就不看好，他对宋襄公说：“我们是小国家，你最好别瞎折腾。”

公子目夷谏曰：“小国争盟，祸也。”

很多人提起公子目夷和宋襄公这对兄弟的时候，都说公子目夷贤明而宋襄公愚蠢短视，其实这是典型的表面文章，更是以结果推过程的思维模式。

公子目夷和宋襄公谁更贤明？这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宋襄公在位期间，公子目夷一直拥有仅次于甚至不次于宋襄公的权力地位，这是可以肯定的。

据说，在公子目夷和宋襄公（太子兹甫）的父亲宋桓公临终前，宋襄公曾请求父亲立公子目夷为接班人，但宋桓公认为公子目夷是庶子，所以还是决定让宋襄公上位。

三十年，桓公病，太子兹甫让其庶兄目夷为嗣。桓公义太子意，竟不听。

宋襄公上位之后，立刻任命公子目夷为左师，处理朝政大事。

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兹甫立，是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为相。

《左传》除了记载上述事件之外，还讲到了公子目夷的后代，“左师”这个重要官职就是专门为公子目夷的后代所留。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于是宋治。故鱼氏世为左师。

这三段记载有问题吗？问题太大了。

按照我之前的分析，齐桓公托孤纯属子虚乌有，这一点问题应该不大，宋襄公却编出了一个所谓的“托孤”故事，从而获得武力干涉齐国内政的机会。

在此之后，公子昭虽然成为了齐国新君，但却一直被宋襄公打压，以至于后来都不愿意参与宋襄公主持的盟会（这一点后来会说到）。

由此可见，宋襄公此人的权力欲极为旺盛，要说他愿意主动让位，我认为不太可能，更别提为哥哥的后代专门留一个可以处理朝政大事的重要官职。

如果宋襄公真的曾在宋桓公面前表示让位，那么只有两个可能：

一、他担心宋桓公临时换人，所以用了一招“以退为进”，让宋桓公把话说死，到底谁继位；

二、他担心公子目夷实力太强，怕他到时候会不服从自己，而宋国较之齐楚为弱，根本经不起内讧的折腾，所以玩了这么一出“兄友弟恭”的表演，希望公子目夷上道。

果然，公子目夷表现得很上道。

按照《史记》的说法，是宋桓公否决了宋襄公的提议，但按照《左传》的说法，是公子目夷主动表示，自己的胸襟不如弟弟宋襄公，根本不考虑继位的事。

宋公疾，大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鱼，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遂走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