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玉藻》篇说：“皇帝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右史记实帝王的言行，集结成《尚书》、《国语》，左史记实帝王的大事记，编成各国的《春秋》。假如把言行和大事记归并在一路，便形成了《左传》。《左传》是表明《春秋》的汗青书，这声名在古代，史学是从经学中离开出来的。
《汉书·艺文志》里没有“史”这个纲目，就连司马迁的《史记》也被列入“《春秋》二十三家》”内里；直到《隋书·经籍志》才开始呈现“经、史、子、集”四部，并把纪传体称为“正史”，在正史的下面又附有三十四部编年体的书。《隋书》的作者以为编年体属于“古史”，在古代人们记实汗青用的是编年情势，《史记》呈现后才改用记传，到了荀悦的《汉纪》呈现，又从头行使编年。魏晋时期，《竹书纪年》被掘客出来，掀起了一场编年体的高潮。干宝写作《晋纪》、裴子野著有《宋略》、吴均传出《齐春秋》等，然而这些规复“古史”的实行都没有乐成，很多史书逐渐失传了。
唐朝成立后接连修订了《晋书》《周书》《隋书》《南北史》等“正史”，使得编年体再次祛除，直到《资治通鉴》的呈现才改变了这种大势。
唐朝编订的史书固然许多，但广为传播的只有“前四史”，魏晋的史书都藏在广内，没有版本传播民间。直到宋仁宗天圣二年，才依次板刻出了《隋书》、《梁书》和《陈书》等。当时辰《宋书》和《北齐书》残破较多，只得用《南北史》来弥补；仁宗还先后又命宋祁与欧阳修从头编写《唐书》，而欧阳修私下又写成了一本《新五代史》。因此，在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之前，已经呈现了十七本正史。
所谓的“十七史”为：《史》《汉》《后汉》《三国》《晋》《宋》《魏》《梁》《南齐》《北齐》《周》《陈》《隋》《南史》《北史》《新唐》和《新五代》，《旧唐书》与《旧五代史》不计入个中。这十七本正史卷轶浩繁，庞杂难读，固然异常完整，却倒霉于阅读。并且其时纪传体已经很完整，编年体却未有全书，因此宋英宗在治平三年，命司马光写作一本上续《左传》的编年体史书。
司马光从小时辰就喜好读《左传》，他在朝中做官后，“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鉴”，于是专门为宋英宗写了一本《通志》。这本书只有八卷，上起于三家分晋，下终于秦朝殒命。宋英宗读后很兴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这即是修《资治通鉴》的因由。《资治通鉴》里的《周纪》和《秦纪》着实就是《通志》，这部门对比于其后的内容，显得要大略了些。
编年体史书里，《春秋》始于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左传》则一向写到了悼公十四年（前453年）韩赵魏三家殒命知伯的事。《资治通鉴》的第一年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那年韩赵魏始列为诸侯，距灭知伯着实已颠末尾五十年。但司马光在下面又倒叙知伯殒命的事，是意在上续《左传》。
当刘恕问他：“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
司马光答复：“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行损益。”
刘恕又问：“曷不始于获麟之岁？”
司马光答曰：“经不行续也。”
他以为《春秋》不行续，是不肯比肩孔子，以是才从《左传》之后开始写。《通鉴》所回收的史料大多来自“十七史”，但也有些史料取自他处，譬喻五代部门险些不消《新五代史》，仍以《旧五代史》为底本。其他的史料来历则收入《考异》里。
在《通鉴》的末端，有一篇司马光的《表》，内里备记修书的委屈。《表》的落款日期为“元丰七年十一月”，此时距分开始动笔已颠末尾十九年。司马光在《表》中诉说了本身修史的初志，他说：
“每患迁、固以来，笔墨繁多，自平民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神秘，专取关国度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这声名《资治通鉴》就像《平静御览》一样，自己是为了利便天子在闲暇之余阅读的书。由于全国的图书太多，天子没法读得完，以是宋太宗才命令搜辑种种书中的有代价部门，天天进呈三卷供本身阅读，久而久之，便成了一部《平静御览》。同样，“十七史”的笔墨过分繁多，连平凡老黎民都读不完，更况且是日理万机的天子呢？司马光也想从汗青中提炼出有代价的对象来供天子“遍鉴”，以是《资治通鉴》有如下特性：
它是一部专门为天子而写的编年史；
它力争化繁为简，让天子可以或许遍鉴汗青；
它最存眷的是汗青上的国度兴衰和生民休戚，祈望能从这些变乱中获得名贵履历。
假如把《资治通鉴》视为一部霸术圣经，那就是没读懂这本书，并且违反了司马光的初志，而且贬低了这部汗青著作的代价。正所谓“经学家望见《易》，道学家望见淫，才子望见缱绻，革命家望见排满，蜚语家望见宫闱秘事。”在霸术家的眼中，《资治通鉴》天然是供他用来诡诈的宝典了。
司马光以为霸术就如文学艺术一样，在“国度兴衰、生民休戚”眼前，显得不足分量。屈原和杜甫名满全国，可是在《通鉴》里却找不到关于他们的笔墨，由于这些都属于“非君上要知之事。”据《日录》记实，宋神宗读《资治通鉴》，看到苏秦游说六国合纵的工作，便问司马光说：“苏秦、张仪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
司马光答复说：“臣以是存其事于书者，欲见其时风尚，专以冲突相高，人君委国而听之，此所谓利口覆邦家者也。”
神宗说：“卿进读每存规谏。”
司马光说：“非敢然也，欲陈著述之本意耳。”
这声名崇尚霸术绝非司马光“著述之本意”，他把那些诓骗、权斗的变乱如实记实下来，只是为了脚扎实地的泛起汗青罢了。《资治通鉴》绝非什么霸术圣经，而是一部“鉴于旧事，有资于治道”的经世史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