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时，有一个叫江滨臾的布衣，由于老婆虞氏冒犯他母亲，意欲休掉虞氏，便寻了个来由，将老婆告上法庭，“而所诉之事，又是与人私通”。法官胡颖受理了此案，并判江虞二人仳离，由于虞氏受到通奸的指控，“有何脸孔复归其家”？必定无法再与丈夫、家婆相处。虞氏本身也“自称友情有亏，不肯复合，讼事难以强之，合与听离”。

可是，胡颖同时又辩驳了通奸的指控，并处罚了原告江滨臾：“在法，奸从夫捕，谓其外形明显，有可捕之人。江滨臾乃以暧昧之事，诬执其妻，使讼事何从为据？”判处江滨臾“勘杖八十”，即杖八十，宽限执行。

从法官胡颖的讯断，我们不丢脸出，宋时，丈夫要告状老婆犯奸，必需有确凿的证据，有明晰的奸夫，“外形明显，有可捕之人”。这一告状门槛，应该可以将大部门诬告挡之法庭门外。

此刻，你应该看出来了，着实我想说的并不是潘金莲的故事，而是宋朝的司法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