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向也是租房。按《给曾国藩算算账（京官时期）——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一书中记述，曾国藩刚到首都时孤身一人，为七品“芝麻官”，于是租了位于现西城区南横街上千佛庵里的一个小跨院，四间房，月租金为四百文。道光二十年（1840）时散馆测验后，授翰林院检修。三年后又升翰林院侍讲，钦命四川乡试的正考官，充文渊阁校理。在此时代，眷属进京，于是又搬到菜市口四面的绳匠胡同内，小院共十八间房，月租十吊。后跟着升迁，添人入口，百口加上日用家丁共有二十多口，继而又搬到了前门内碾儿胡同的一所住宅内，共二十八间房，月租三十吊，也就是三万枚制钱。

曾国藩孤身进京时租的四间房，着实约莫也就是三十平方米，行使面积不敷眼下的一居室住宅，却要摆下一张床、衣箱、办公桌椅、放书本和文牍的架子、放洗漱器具的架子、冬季取温顺用的装备等。

其时说的间数着实和巨细无关。简朴地说，早期的住房是以木头为主，用立柱来支撑，上架横梁。这样每根房梁的黑白，也就是两根柱子之间的间隔，即为“一间房”。像前面提到贩卖价值为三百吊的东四牌坊北十一条胡同住房，是“正瓦房三间，倒座灰房二间，西厢房二间”，而着实只不外是三所屋子。朝南的是有“三间房”的一所瓦房，背阴朝北的是“二间”的一所石灰顶的衡宇，尚有西面的一所瓦房，面积同样也是“二间”，以开间算，才有“共房七间”。

选择租房时天然要思量到上班远近的题目，同时为了一般购物，最好离贸易区也近一些。此刻购物都是直接付现金、刷卡、手机付出，但已往费钱却是重体力劳动，由于没有腰揣着几个大元宝满天下溜达的，要知道仅两个银元宝就得有十余斤重了。至于铜钱就更不轻易随身携带了，一枚铜钱约莫重一钱二分，一吊制钱就得七八斤。要是扛着二十来斤重的铜钱上街，没到胡同口就得气喘。以是住宅最好离贸易区相对近一些，这样可以和店肆回收记账方法。

见《正红旗下》载：“赊欠已成了一种制度。卖烧饼的、卖炭的、倒水的都在许多人家的门垛子上画上白道道，五道儿一组，颇像鸡爪子。赋税得手，凭证鸡爪子几多还钱。”着实其时纵然是购买了大批货品也每每是记账，假如平日都“银货两讫”反而会引起商家的不兴奋，以为很“没体面”。进店后看上什么对象了，顺手一指；可能爽性给东家一份购物明细，好比“湖笔十支、徽墨廿锭、船牌肥皂三箱、毛边纸二刀”，撂下一句“我是五条铁营胡同徐宅的”就行了，店家自会派小店员送货上门。最后是阶段性付款，至于是月结账照旧年结账则是其它一个题目了。旧期间的人讲究诺言，不会有假意的，店家也不会记花账。

徐宅迁到东四五条是宣统元年（1909）的事，其时徐世昌刚从东三省总督的任上下来，回京就职，为邮传部尚书。《水竹村人年谱》载，徐世昌于“光绪十五年四月，测验于保和殿，公列二等，受职编修，到翰林院任……十月，移居八角琉璃井路北，为乾隆朝编修洪北江故宅”。

影戏《建党伟业》（2011）中的徐世昌。

琉璃井位于永定门外，属于犄角旮旯的屋子了，但为先进洪编修的故宅，预计租金也许会恰当优惠一些。几年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移居粉房琉璃街。三月，赁北门内四牌坊东胡同王宅移居。闰五月，移居松筠庵”。到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赁居椿树下三条胡同，曹仲惠之旧居也”。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赁居东安门内北池子，南皮张文达旧居也。接眷由辉来京”。这时“政务处王大臣奏派公为总办政务处。政务处设于东华门内会典馆旧址”。

徐世昌由殿试入围后授翰林院编修，从正七品的文职京官开始，直到“宣统元年十一月二日，迁入东四牌坊五条胡同宅”。其间先后曾被派国子监司业员、商部左丞、兵部左侍郎、巡警部尚书、民政部尚书等职，但始终都照旧“赁居”，也就是租房栖身。从此又被授体仁阁大学士、内阁协理大臣，是为正一品官员。清帝逊位被授太保衔，却如故没有购置住房。直至民国十一年（1922）辞去民国大总统职务后去了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