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回家，是因为高岛和父亲关系不好。高岛的父母在他七岁时离婚，抚养他的是爷爷奶奶。高中三年级，高岛撑杆跳拿了第一名，特意把奖状放在家里最明显的地方。父亲回家时看了一眼，什么也没有说就进房间了。从那天起，高岛对父亲彻底失望，“我也不管他了。”
拍《红色》的时候，高岛忽然收到弟媳的信息，说奶奶去世了。高岛眼泪忽然止不住地流，他从候场的地方跑去远处的一棵树旁，偷偷地哭了几分钟。
一个星期后，高岛的堂弟由于车祸意外去世。直到《红色》杀青，高岛才回国去两位家人的墓地祭拜，“后来《红色》红了，我想是不是我的奶奶和堂弟帮我红？”
讲起这段，高岛带着【圈外】摄制组来到了当年哭泣的那棵树旁，不过这一次没有再流眼泪。
高岛已经在外漂了三十年。高中毕业后，他只身前往东京打工。来中国是因为老板打算在这边做生意，派他来学汉语——上海戏剧学院，成为了33岁的高岛迈入的第一所大学。
穿梭在上戏周围的街道，高岛像是来到了自己的主场，轻车熟路地告诉我们哪里可以停车、哪里有好吃的餐馆。“这些店以前没有这么干净的。”他扭头对我们说，像每一位回到母校追忆往昔的大学毕业生。
还没有搬去相对偏远的青浦区之前，高岛常会回上戏的外事办公室看望老师。在这里，高岛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人物。采访中遇到老师，他们都能熟络地叫出高岛的名字；高岛还会给老师取外号，比如“高跟鞋老师”。
和高岛最熟的是主管外事办公室的张老师。张老师比高岛大几岁，也不拿他当外人招待，每次就由着高岛坐在她的沙发上，自己翻零食吃；她则专心工作，有空档的话再同高岛闲聊几句。
张老师经常送他学校里各种演出的票，有时候调侃他要不要两张？但高岛始终只要一张。有一段时间高岛没地方住，她还帮忙把学生宿舍的仓库腾出来，只要每月1000元的租金——高岛觉得太便宜了，自己讲价讲到了1500元。
“像高岛这样和我们有深厚感情的留学生其实不是很多——可能和日本这个民族看重情义有关系。”张老师说只要自己还在、还没退休，都欢迎高岛回上戏看看。
听了这话，高岛便开玩笑，“到时候我帮你推轮椅。”张老师取笑他，“等我坐轮椅的时候，你也差不多了。”
不过，即便是在中国生活了十五年，高岛仍然“很像日本人”。
张老师讲，以前日本艺术团体来访，高岛帮外事办公室做翻译，因为没有明确的时间计划而和老师们闹过矛盾。“我们有很多‘你先去了再说’，高岛说不行，这个要一定要说好的。日本人就是必须要说好、说死的。”
接受圈外采访的这一天，高岛提前来到楼下等待。看到拍摄团队走近，他微微欠身示意。等到第二天，他忽然很正经地告诉我们，日本人约定九点半见面，其实应该在九点十五左右到达。
明明可以打电话的高岛真一，还特意提前回了一次老家，向父亲请示能否回老家共同生活。七十二岁的父亲听儿子讲了在中国的近况，只回答了一句“可以”。
在中国漂泊十五年的高岛真一，决定在49岁之际重新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唐人街探案3》剧组联系高岛，想邀请他做日本拍摄期间的剧组翻译，也被拒绝了，“因为不稳定。”
高岛还没有想好，自己这个年纪能够找什么样的工作。不过，他还有一点时间可以用来思考——在找工作之前，他得先把父亲住的那间破破烂烂的老房子修好。
2019年6月5日，天气炎热。已经回到日本的高岛在院子里架起手机摄像，一边擦汗，一边捡拾木材、搬运瓦片，旁边烧火的烟雾弥漫到镜头前。这条标题为“没钱就靠体力”的视频下面，有几十条中国网友的评论。
这些来自中国的应答，是镜头里这个埋头苦干的普通日本大叔「在中国曾经是演员」的最后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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