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方舟幼年丧父，其母周瑶琴以一人之力，艰辛抚养起四个年幼的儿子。顾老曾说：“我学医是母亲的心愿。母亲常说，当医生是人家求你治病，你不要去求人家。”但大学毕业后，在严镜清老师的影响下，顾方舟放弃成为外科医生，转而投入到病毒研究之中，“我违背了母亲的嘱托，但是公共卫生多重要啊，做好了就是一大片受益”。

　　正如其名，顾方舟用他的一生“渡”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儿童。

　　“不应止于以身试药”

　　“这几天朋友圈都在缅怀顾老，主要是因为糖丸上也承载了幼时的记忆，我觉得很感动，又觉得怀念不应止于此，不应止于‘以身试药’的壮举。”徐源缓缓说，作为80后一代，“糖丸”承载着的不止童年，更有一种使命的力量。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以顾老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带着强烈的使命感留苏学习，回国后筚路蓝缕，举步维艰，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也是在这样的使命感下，他们在昆明的荒凉山洞里挖建研究所，自己亲手整地、搭建恒温实验室，在西双版纳密林中亲自捕猴，冒着瘫痪风险给自己和孩子先后以身试药、率先提出活疫苗技术路线……提及那些过往，徐源既感慨又遗憾。他称，顾老个性谦虚，如非特意询问，鲜会主动提及当年的艰辛。

　　2016年，《使命的召唤》一书完成，当时的顾方舟已90岁，依然关心社会。徐源透露，“此前顾老还与我讨论过学术造假问题，他就很严肃地说，这种事情绝不会在他那里发生。”

　　“顾老那一代人对祖国的赤诚和对医疗事业的执着，是可以穿过历史的帘幕，穿过重重喧嚣，启发我们这一辈年轻人的学习和思考。”语罢，徐源的声音有些哽咽。

　　他说，其实学校在2016年之后曾再次启动过相关项目，刘静老师等对顾老及当年的身边人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走访，“我本想等资料集齐后，再重新补充修订顾老传记，没想到顾老已先一步驾鹤西去，实在痛惜。”

　　中国记忆项目中心范瑞婷：

　　“他的晚年非常平静安详”

　　五年前，在一次计划免疫主题的公益广告拍摄中，范瑞婷结识了顾老。从2013年到2018年期间，范瑞婷曾接连多次前往顾方舟的家中进行访谈。直至2018年5月，《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一书方才得以出版。“其间一直在修改完善，中间顾老的身体已不算好，每次前去看望，他都越来越消瘦，我们不愿多打扰。2018年年初，顾老还曾因肺炎住院，这让我们很揪心。”

　　与李以莞相濡以沫

　　范瑞婷称，顾老的晚年非常平静安详，家中偶有前来请教工作学术方面的晚辈。“每次他都是坐在家中阳台的沙发上。他养了一阳台的花，每天喜欢坐在那里看书、看报、看电视新闻。顾老晚年都时刻关注着国家国际大事，尤其是现在的计划免疫等方面的消息。”范瑞婷称，顾老的晚年非常平静安详。尽管子女不在身边，但却与夫人李以莞相濡以沫，“李老会帮他审校文稿；每次访谈，他也得要老伴儿在旁才安心。”

　　“顾老很谦和，做了那么大的贡献，却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做的不算什么，像钱学森他们才难呢’。”范瑞婷说。

　　“用别人的孩子试药不仗义”

　　范瑞婷称，在做口述史访谈的过程中，她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两件事。

　　一件是顾方舟前往前苏联学习的故事。“虽然事情过去很久了，但说起当年，顾老还是很激动。当时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为他们饯行，顾老当时还很激动地去敬酒。他说，‘自己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恩情和希望’。”一去四年，学成方归。

　　另一件便是1959年，顾方舟一行前往前苏联考察学习脊灰疫苗的情况后，在活疫苗和死疫苗的争论中，结合我国国情，率先提出了“我国不能走死疫苗路线，只能走活疫苗路线”，事实证明，顾方舟是对的。

　　“而至于始终为外人所惊叹的‘携子以身试药’一事，顾老也只是说，谁家的孩子不是孩子，如果用别人的孩子做试验，太不仗义了。他的太太和母亲也是医务工作人员，得知此事，并没有怪罪他。后来实验室其他同事也让自家孩子参与了试验。”范瑞婷回忆道。

　　在书中，顾方舟这样评价自己的一生：“要说我有什么贡献，我觉得只有两个：一个是引进了活疫苗的技术路线，被国家采纳了，建立了实验室，建立了生产基地；第二个是有了疫苗，怎么来组织疫苗服用，这是一个大问题。”

　　范瑞婷说：“所有吃糖丸长大的孩子，都应该感谢顾老和他的同事，感谢他们让我们远离这种可怕的疾病；未来的孩子，也应该感谢顾老几代人的努力。是他们，让一种疾病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