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叔！大叔！我写保证书，签字画押按手印，家家若断炊，我掏腰包，四百斤白面大米，挨门送。再不信，我领乡亲们去大桃村后北宫走一走，瞧一瞧，每人自选桃园亲口问一问，人家栽了大桃富不富，足不足，日子美不美。”

　　许是真穷怕了，渴望翻身寻门道儿。一群群较真儿的乡亲跟着杨永军来到了后北宫。日头过晌一回村，吵吵嚷嚷炸开了窝：人家住上小洋楼，村路铺黑油，喝水拧开了水龙头……“小杨子，明天就去挖树坑，人手不够，我会四村请亲戚。你给个准话，这桃苗谁提供？”

　　杨永军扑哧笑了：“乡里下了红文，只要川里栽桃苗，栽多少，乡政府全提供，无偿的。”

　　上营村，下营村，只隔一道沟，上营栽树动静大，下营受了大惊动。村书记吵上门：“小杨子你偏心，下营村不会栽桃苗哇？”杨永军眉开眼笑：“手心手背全是肉。”边说边递上了红文文。

　　自此，万亩桃园，年年增绿增收。

　　“火”，时时烧在嗓子眼

　　‘听这话，女士掐了烟，连连认错。杨永军说：“就罚你们把林地垃圾一路捡起来，扔进关口的垃圾桶。”’

　　“‘火’字从早到晚燃烧在我嗓子眼。防火在细处哇。”杨永军说。

　　虽说户户签订了防火护林责任状，可抓落实，难！稍不留神，一个火星就会燎原。杨永军把全镇337名防火护林员分为两大组，一组叫镇守关口组，45个关口，90人分别把守，订下“守关规”雷打不动：不知晓防火法规的不放行，不接受登记的不放行，不上缴火种的不放行。

　　再是流动巡逻组，“巡逻小章程”是铁律：清山，清可燃物，清危险人员；查进山活动人，查火种，查可燃隐患。村村做到：山专人护，路口专人守，坟堆专人看，红事白事专人“帮忙”。

　　先说“白事”防火。

　　老郭家95岁高龄老爷爷仙逝，祖坟在茂密的北岭林地。老人上辈老哥儿六个，同辈老哥儿五个，下有五个儿子，亲戚满四村。戴孝帽子的白压压站一街。

　　杨永军领两名防火护林员，抬花圈进门，先站一排给老爷爷遗像三鞠躬，再点三炷高香，敬上一句：“老爷爷，您老驾鹤西游，林业人给您老人家送最后一程。”

　　杨永军来意，五个儿子心知肚明。大儿子说：“杨站长，您开开恩，让条路，让孝儿尽最后一份孝心，带着全部‘大孝’送老爸如愿入祖坟。”

　　所谓“大孝”，就是待烧的纸活。

　　杨永军说：“你眼里是孝，我眼里是火啊。”他的目光投向老儿子，老儿子身份特殊，是人民教师。他把人民教师轻轻拉到一旁，掏肺腑之言：“花花绿绿的纸活祖坟林地烧，若惹出连天大火，你情愿？我已找了个大片空闲地，垒好‘大孝通天池’，带上一班人，携带防火器具，陪同你们哥儿五个一同看护……”“杨站长，别说啦，四个哥哥工作，我去说。”

　　一场“火患”，就这样浇灭了。

　　再说镇守关口。

　　礼拜天早晨，两辆小红车，在关口前“嘎”地停住。下来三对男女，带着三个孩子。哦！是三家人同进山游玩。戴红袖标的小李给每位分发一张《森林防火告知书》：“请好好看一看，各位留下火种、火柴、打火机。”

　　“汪”地一声，车里还有一只小狗。

　　三位男士个个兜里掏出打火机。小李提醒：还有香烟，回来如数归还。香烟个个掏出一包。再提醒：三位女士吸烟不？个个摆摆手。小红旗一指，放行！

　　一直察言观色的杨永军跟小李二人一番嘀咕，跟踪进山，眼睛警觉如同望远镜。

　　果然，傍午时，只见几缕青烟从石头窝林地袅袅而升。一溜烟跑过去，只见三家人点起四支烟。一位染红唇的漂亮女士夹支“中南海”，正一口接一口悠悠吐烟圈。杨永军平心静气问：“哪一位带进了火种？”他目光投向那位女士：“告知书说得明白，不准林地吸烟啊。你想过没，一个烟头，一粒火星，会烧毁多座山头。火龙飞卷，人咋逃生？生命只有一次，这花季的孩子，这可爱的小狗，没了多心疼。我给你们看看手机吧。”女士吐个烟圈：“没有网络，看不了小电影。”

　　杨永军说：“看不了视频，就看照片。”张张触目惊心。一位男士一捅女士的腰：“烟就掐了吧，缴了打火机。”女士一扭腰：“我吸完最后这一口。”杨永军指指红袖标：“林地吸烟是要受处罚的。你把告知书再细看，少则几百，多则上千。纵火者，法办！”听这话，女士掐了烟，连连认错。杨永军说：“就罚你们把林地垃圾一路捡起来，扔进关口的垃圾桶。”

　　“这样的事，不是一两件！人家嘴冒烟，烧在咱嗓子眼。”杨永军说。

　　是啊，火烧自个儿心，为保万亩林。

　　拔不断的“扎根杨”

　　‘“钱大姐，我不能走。山里绿化正需要人，我山熟路熟，门门清，离不开了。”’

　　山路弯弯50里，杨永军上班已经走了35年。

　　最初骑自行车，后来开摩托。近些年，每天早5点半起床，6点赶城区公交车，7点10分到达林业站，风雪无阻。

　　那年3月，杨永军领五里庙村民在山脊栽树。村委张旺望着他笑：“你咋还不回城，本地人都待不久，往外跑。”“山一天不栽满绿，能走？”村民“大老山”憨声搭腔：“人走了一茬又一茬，你小杨变老杨，成了稳坐大山的老杨桩。”张旺一拳锤过去：“话咋不会说？老杨，老杨，就是长在咱山脊的扎根杨。”

　　自此，“扎根杨”传开，成了他的尊称。

　　35年间，“扎根杨”有三次调离大山的机会。

　　那年春，参加平谷县造林绿化培训，耳边忽然传进唤声：“小杨子！”杨永军扭身一看，好高兴——钱科长，钱大姐！当初的钱科长这时候已升任副县长。

　　钱大姐依旧很亲热，一拉手：“我早该把你调回城，原来说好的，二年回城。我怎么给忘了。你迎风沙，冒风雪，顶严寒，都干过十年了，我把你调回城来，应该的，也是补个人情。”

　　“钱大姐……”

　　“别说啦，去哪个单位，任你选，你是林业局有功之人，这么多年，抛家舍业，太不容易！”

　　“钱大姐，我不能走。山里绿化正需要人，我山熟路熟，门门清，离不开了。山上不载满树，树都不让我走！再说培训班，天天讲绿化防沙尘，完不成，我对不起人，更对不起树！”

　　第二次，是同学追上门。

　　那年，在同事孩子婚宴上，张永军遇到了亲密老同学。他问老同学：“你在干什么？”“在一家银行，不大，尾巴带个长！”

　　第二天，老同学电话打进门，约杨永军在街边小酒店叙叙旧情。

　　叙旧间，老同学说，自己才上任不久，银行办公室缺人手，行里正好来了个进人指标，我想，非你莫属，“就需要你这样做事执著的人！”

　　“办公室里抄抄写写，接个电话，楼上楼下，上传下达，太憋闷。”“咋的，总是在城里嘛，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