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三部曲”：重述丝路文明
冯玉雷的小说以汗青题材为主，他的敦煌系列三部曲是在踏实的史料阅读基本上构想创作的。出书于1998年的《敦煌百年祭》以莫高窟羽士王圆箓发明藏经洞及斯坦因等西方探险家盗宝的根基史实为依据，泛起出“一段文化悲剧，学术悲剧，汗青悲剧，社会悲剧”。八年后问世的《敦煌·六千大地可能更远》则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亚考古大发明为配景，涉及以敦煌为焦点辐射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河西走廊以及古代西域、中亚的广袤本地亚欧文化圈。小说以复杂的人物群和艰深的主旨内在、纷繁伟大的情节线索，逾越了《敦煌百年祭》对敦煌文化的实录性誊写，被评述家雷达界说为“文化小说”。它所涉及的汗青学、宗解说、神话学、考古学、地理学、人类学等多方面常识使小说具有了百科全书的性子和“民族志式的誊写气魄威风凛凛”1，也促使“阅读冯玉雷”成为一种求知本领。十年前出书的《敦煌遗书》以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四次中亚探险为主线，在连续前两部小说对敦煌丝路文化精力探寻的基本上，将故事置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当代文明的斗嘴中，使论述布满张力。小说的论述者及斯坦因、蒋孝琬、瓦尔特、铁木真等首要人物均为学者；小说涉及了于阗文、佉卢文、回鹘文、突厥文、粟特文、梵文等多种隐秘的古丝绸之路说话笔墨，以及《史记》《汉书》《大唐西域记》《弥勒接见记》《金刚经》《李柏文书》等种种传世文献和发明于新疆、敦煌的出土文献。大量文献学、说话学、敦煌学等专业常识的麋集泛起加深了小说内容的繁杂水平，使小说在文学性、汗青性之外又具有极强的学术性，成为典范的“博学小说”2。从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期彩陶、金器到汉武帝“凿空”河西、配置四郡，再到隋唐释教文化圣地和西域胡商的聚居商业之地，及至当代学术语境下敦煌文献的发见，敦煌作为对象文明交汇点的非凡地理位置使之从不光纯是一个空间实体，而是一个厚重的汗青文化观念。深挚汗青积淀和多元文化秘闻致使敦煌题材小说创作难度庞大。从丝绸之路的宏观视野出发，通过详细化汗青变乱的本领，冯玉雷将他笔下的“敦煌”重述为一个可与“汗青真实”中的敦煌混为一谈的复杂“文化意象”3，而这种重述是在他浸淫大量敦煌学研究成就的基本上完成的，深殖的学养使其敦煌誊写明明区别于其他西部题材小说。冯玉雷用“文学自己特有的虚拟性话语来论述作为汗青变乱的敦煌学，通过文学影象揭示出敦煌学近百年的学术空间”使汗青“在文本中成为文化信奉的示意情势，处事于作家本人既定的文化信奉”4。因此，可以将冯玉雷重述敦煌汗青文化的创作举动视为成立在严谨学术研究基本之上的一种文化认同。
冯玉雷的小说创作始终与其学术乐趣亲近相干。从2012年起，冯玉雷热情丰满地投身于丝绸之路史前文化即“玉石之路”的研究阵营。玉石之路是以叶舒宪等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派对丝绸之路前身的学术熟悉。通过对笔墨降生前汗青的研究，他们提出玉石是中原民族最为原始并源远流长的配合精力信奉，是笔墨、武力同一中国早年的“文化大传统”5。冯玉雷曾十数次筹谋组织并亲身参加“玉帛之路文化考查”，其蹊径涵盖山西道、河西走廊道、环腾格里戈壁、齐家文化、草原玉石之路、河套道、新疆道南北线、关山道等，颁发多篇相干论文并完成了学术著作《玉华帛彩》6。新作《禹王书》正是冯玉雷跳出传统丝绸之路内在下的敦煌西域，将笔触转向关涉中原文化大传统建构的丝绸之路史前文明的创作实践。
重述神话的文本计策与要领创新
《禹王书》是冯玉雷由重述汗青转向重述神话的要害节点，小说以大禹为主人公，杂糅种种上古神话，揭示了一个中原文明正式降生前的昏黄天下。作为夏人创世神话的大汇总，小说涉及了嫘祖造丝、仓颉造字、夸父每日、共工触不周山、女娲补天、抟土造人、大禹治水、精卫填海、窜三苗于三危、嫦娥奔月等浩瀚上古神话。太史公曰：“至《禹本纪》《山海经》全部怪物，余不敢言之也。”7而冯玉雷对这些传统史家不敢妄言的神话原料自出机杼的弃取、杂糅、增删和串联，无疑表现出他作为一名学者式优越小说家的不凡功力。
（一）重建文本神圣性：檃栝与强化
中国现今世文学的重述神话传统滥觞于“五四”时期，鲁迅老师《故事新编》中的四篇神话题材小说是“当代”语境下自觉解构古典神话的初步，他对女娲、大禹、后羿等好汉形象的重构贯串戴“一条‘创世神话’到‘好汉传奇’再到‘民族的脊梁’，最后回落到世俗人生的嬗变线索” 8 。厥后，茅盾、郭沫若、郑振铎等诸多各人也同样借助神话题材施展文学的发蒙浸染，只是彼时神话自己已不行停止地成了“借古讽今”的器材。今世以韩少功《爸爸爸》、王安忆《小鲍庄》为代表的寻根文学通过重述神话、传说等方法回归传统文化，从头找回了重述神话本应包袱的文学内生代价。2005年，英国坎农格彪炳书社出书人杰米·拜恩提倡并邀天下各国闻名作家参加“重述神话”勾当，叶兆言、苏童、李锐、阿来等中国作家别离往后羿、孟姜女、白蛇传、格萨尔等神话故事为原型起劲参加个中，试图通过西方后当代伎俩重塑神话的今世代价。这些小说在取材上根基一事一叙，即一部小说只以一个神话故事为蓝本，创作要领上在解构中混合着建构，在“‘神话’中杂糅着‘人话’” 9 ，并使“人话”逾越“神话”，从而消解了神话叙事的初心，导致“重述神话”如故只是一种本领。
同样作为新世纪神话题材小说，冯玉雷的《禹王书》较之苏童等人的“重述神话”从创作念头、素材选择到主旨立意均示意出明明差异。冯玉雷以为“重述不是改写，而是一种缔造” 10 ，夸大缔造新的神话传统。《禹王书》所涉及的神话多取材于“古今语怪之祖” 11 《山海经》，以造字、治水、涂山会盟等为首要情节，从物质和精力两个层面论述了众神配合参加成立中原民族的一系列神圣变乱。一方面，作者改变了“重述神话”作家们一事一叙的布局模式，将浩瀚神话资源举办重组拼贴，并在情节上彼此杂糅，环环相扣。譬喻，共工怒触不周山激发大水冲走了仓颉所造的笔墨后，女娲（女娇）打捞起笔墨残件；尧帝因大水肆虐而命太阳十兄弟同时出来蒸干水分却造成严峻干旱，遂命后羿射下九个太阳；后羿为射日懊恼并自毁神箭却又误杀了夸父，嫦娥因此服下不死药飞升月宫，等等。冯玉雷将片断化的神话底本举办艺术拼接，并通过天马行空的想象奇妙化解毗连处的突兀，使神话的内在和外延都获得了公道扩展，而这些错综伟大的线索又为读者营造了一个风趣又略带生疏感的文学话语空间。另一方面，“在审美等候视野中，神话重述文本对神性的保存至关重要” 12 ，冯玉雷在创作中并未决心回避神话自己神性的呼叫，因此他对神话的重述险些没有造成文本和人物神圣性的消解。反之，他还通过增进故工作节的隐秘性来强化小说的神圣气氛，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即是脩己等人物形象的塑造。脩己生禹的说法，最早见于汉代《礼纬》“禹母脩已吞薏苡而生禹” 13 ，至魏晋成长为“帝禹有夏氏，母曰脩己，出行，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既而吞神珠。脩己背剖，而生禹於石纽” 14 。冯玉雷并不满意于古文献所提供的极简信息，不只为脩己成立了从出生到退场的完备档案，更通过止战、朝山、捞鼎、生禹等超出读者通例阅读履历之外的细节，强化了她的隐秘色彩。
（二）他山之石：“四重证据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