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讲是明代宫廷教诲的重要典制。日讲官们的文集，于切身经验的日讲勾当每每有具体描写，可增补许多细节。自时刻与空间看，天启朝的日讲与历朝变革不大，乃在文华殿穿堂进行，至午即散；自课本看，《四书》、《五经》及《帝鉴图说》为首要的课本，最初所定仪规中所划定的《通鉴节要》、《皇明宝训》好像并未成为教学的内容，并且天启天子日讲不勤，故《四书》似仅讲至《大学》、《论语》，而《五经》仅讲了《尚书》与《诗》；自参加职员看，阉人在天启朝日讲中较为活泼，除认真正常的后勤保障外，还与阁臣、讲臣配合议政，浮现了天启一朝阉人专权的特点。

经筵日讲是明代宫廷教诲典制的焦点部门，而研究者着墨亦最多。[1]然而，研究者多操作正史或政书的原料，而集部原料行使极有限。[2]着实，在明人见识中，制诰或经筵日讲之讲章，每每组成一小我私人刊刻文集的充实来由。假如一小我私人撰有制诰或经筵日讲笔墨，其文集的刊印在晚明出书泛滥的气象下方不显得多余。晚明的丁绍轼天启三年（1623）发行其《丁文远集》时，其兄丁绍皋即说：“弟词林之职，在制诰纂修与经筵说书，细旃启沃，而弟于此皆未有。此戋戋者，何足勤剞劂？”[3]大凡参加经筵或日讲的儒臣，常会在其文齐集留下相干记实，而明人现实上还汇辑过《经筵讲章》之类的书本。[4]本文在考查明朝天启年间的日讲时，所用史料于《明实录》、《明会典》、《明史》之外，勉力征采相干日讲官员的的文集，如丁绍轼的《丁文恪公续集》、陈仁锡的《陈太史无梦园初集》、孙承泽的《高阳集》。

丁绍轼（1575-1626）[5]，字文远，身世理学之家。其父丁旦尝游邹守益、欧阳德之门。万历三十五年（1607），丁绍轼中进士。《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录取录》载：“丁绍轼，贯直隶池州府贵池县民籍，选贡生。治《诗经》。字文远，行二，年三十三，正月十九日生。曾祖伦；祖𩳐，寿官；父旦，通判；母张氏。慈侍下：兄绍皋，知县；绍伊、绍辕。娶陈氏。应天府乡试第二十名，会试第一百九十八名。”[6]其后，丁绍轼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殁谥文恪，所著有《丁文远集》、《丁文恪公续集》。[7]天启四年到六年，丁绍轼曾先后以讲官和阁臣身份参加日讲。[8]《明实录》曾两次谈及丁绍轼参加经筵日讲事。《明熹宗实录》为丁绍轼所作小传说：“以少詹事纂修《实录》，陞礼部右侍郎，补日讲官，多所发现，上目属之。进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卷七十“天启六年四月戊寅”条则载：“赐阁臣顾秉谦、丁绍轼、黄立极、冯铨、日讲官骆从宇等、正字官周国兴等砗磲银、钉铰扇有差。”[9]因此，后人将其日讲笔墨收入《丁文恪公续集》，包罗讲章及《讲筵恭纪诗》十二首。《丁文恪公续集》卷六的《讲筵恭纪诗》，收录丁绍轼有关日讲的十二首诗，每首诗后附丁绍轼本人的小序，对日讲规制有具体描写。写作《讲筵恭纪诗》之时，丁绍轼的身份是讲官。《讲筵恭纪诗》序说：“今上冲年嗜学，经筵、日讲二者兼举。经筵以季举，日讲则日日举之，非甚寒暑不辍也。故经筵虽官属甚众，不如日讲之专。……夫宫詹太子官也，得与教太子已称奇遘，目前乃横经皇帝之前，揖让人主之侧。”序中的“今上”，即天启天子朱由校。陈仁锡的《陈太史无梦园初集》，亦收录了陈仁锡天启后期任日讲官时的讲章，以及其对次年日讲怎样筹备以及日讲官怎样分配等原料。[10]兹依《讲筵恭纪诗》为主，团结《明熹宗实录》及《陈太史无梦园初集》等史料，再比拟前后历朝日讲之制，对有来日诰日启一朝日讲之建造一简朴的先容。虽然，自典制言，天启朝的日讲，一定是担任和成长之前历朝日讲之制而成，因此既有天启一朝的特征，又有其共性，故行文时于描写天启朝的日讲勾那时，每每会当令地与前后朝的日讲制度举办较量。为论述利便，分四部门加以描写：一聊天启朝日讲的时刻与空间；二谈日讲的课本；三聊天子、阉人在日讲中的职责与成果；四谈日讲官与讲章。

一、时刻与空间

明朝经筵与日讲皆于文华殿进行。经筵一样平常在文华前殿进行，[11]日讲则在文华前殿与后殿之间的川堂中进行。文华殿的前、后殿，“同位于‘工’字形台基之上”，[12]川堂约莫相等于“工”字中间的一竖，又称穿堂、穿殿、穿廊等，如万历《明会典》称“文华穿殿”，[13]孙承泽《春明梦余录》称“殿后穿堂”、“殿后穿廊”。[14]丁绍轼《讲筵恭纪诗》记实：“上每御经筵则御文华前殿，日讲则坐殿后川堂。……上坐地平仅三寸高，盖略除堂陛之严，或亦便讲官凭几也。”“坐地平仅三寸高”的说法，从明代的绘画作品中亦可验证，有“御座不甚高，书案亦不甚大”的记实。至于不称“穿堂”、“穿殿”而称“川堂”、“川殿”，则显然是有取于“川”字的典雅义，是地名或构筑名雅化的一种示意。[15]

除春、秋开讲的先一日要专门祭拜之外，[16]天天日讲正式开始前，也有祭拜的勾当。日初出之时，[17]天子也还要到文华殿后殿的东房举办祭奠，“房中旧供羲、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九小龛于上，左周公、右孔子二龛”。[18]当天子对神龛三拜一叩礼时，阁臣与讲臣们则站在文华殿外的月台左栏干边期待。隔着尚未开启的殿门，文臣们可以或许听到殿中阉人引导天子行礼的呼礼声。《讲筵纪事诗·驾拜古圣》云：“是时，阁臣、讲臣立候月台上左栏干边，但闻呼礼声，殿檐门未启。候上行礼毕，转后殿，始开门。阁臣、讲臣始入。”设有诸圣神位的“殿东房”，又称作文华殿“左室”，其铺排在嘉靖初年许诰任国子监祭酒时有重大改变。汤斌《洛学编》载：“先是文华殿左室列三西席像，帝欲从古，易以木主，老师以所著《道统书》上之，帝悦，即撤其旧像，立天子王师八主南向，周、孔二主对象向，命辅臣与诰九人瞻拜主前，面谕之曰：‘朕奉先圣先师于此，庶起景仰以逊旨亿学，卿等其罔朕弃。’”[19]只是称只有“八主”，尔其后有九小龛，不知增益了何人。文华殿东房的室内部署，到万历小天子时仍旧连续。《明神宗实录》记实，隆庆六年十月初二日，万历帝“御文华殿讲读毕，出诣左室，观先圣、先师，召阁臣入，罗列以问。至文王，称：‘事亲，问安视膳。’阁臣肃对。至周公、孔子，问：‘何故旁列？’对曰：‘二贤人皆人臣。’已阁臣同讲官随上至穿殿门，阁臣于屏内叩首，乃退”。[20]从万历帝所见到及所问到的神龛看，有文王之位，且周公、孔子侍两侧。这种配置跟天启帝祭拜时文王等“九小龛于上”、“左周公、右孔子二龛”的分列，是沟通的。也就是说，天启天子时的文华殿东室的配置气象与万历小天子即位初年时的配置，概略一样。《实录》记实中“召阁臣入”、“随至穿殿”以及叩首而退的流动，也表白阁臣与讲臣在正常气象下是不进入文华殿东室。丁绍轼《讲筵恭纪诗·驾憩饮茶》说：“讲幄设于川堂，每讲《帝鉴图说》毕，上退后殿。”这时辰，文臣们可以到前殿“少舒”，并可“痰嗽”。[21]在讲书所有竣事后，天子“退后殿，入殿东房”。天子在讲读完毕之后习字，也是在殿东房。《讲筵恭纪诗·传旨看字》说：“上写字在后殿之东房。”总体看来，整个文华后殿是日讲时天子的苏息之所。这也声名，川堂设讲是有其科学性的，它可以或许担保天子和儒臣各有苏息之所（别离是后殿和前殿），又担保日讲进程中天子不至前殿，而儒臣不至后殿，而保持间隔的目标是要担保礼节的严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