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文华前殿、后殿、川堂、殿东房等，尚有一个所在须留意，即九五斋。九五斋在文华殿后，嘉靖十三年（1534）九月建成，最初是嘉靖天子的“祭奠斋居之所”。[2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本殿（指文华殿）之侧，则为精一堂、恭默室、九五斋，皆世宗所建。”[23]然而，九五斋其后好像包袱了天子日讲后暂息的成果。万历元年七月二十一日，神宗“御文华殿讲读，驾还，掷中使导辅臣及讲官，诣后殿东九五斋、恭默室，阅庭中花草诸植，赐茶而退”。[24]天启天子第一次开始日讲，乃在泰昌元年十月十八日。几天后，据孙承宗记实，即泰昌元年十月二十一日讲读完毕之后，天启天子“适九五斋”，与宦官王安就讲读内容有一番对话。[25]孙承宗跟宦官王安、高时明接头规复午讲时，王安也暗示应该修缮九五斋，而高时明则以为“何须修斋尔后讲”！[26]然而，不久之后，天启天子便传旨暂免日讲，来由之一等于九五斋破坏不堪。据《明熹宗实录》载，泰昌元年十一月初四日，大学士方从哲疏请复日讲。方从哲等人说：“先朝旧规，经筵春讲以二月十二日起五月初二日止，秋讲以八月十二日起十月初二日止，日讲原无起止。”方从哲以为，如赶上“风雨骤寒”可能“圣节、郊祀仪式沉重”之时，日讲才可暂免,“停免之旨未可预传”。天子答复说：“讲学政治之本，朕已具悉。但文华殿年久未经修饬，九五斋、精一堂破坏不堪，气候渐寒，居止不便。”[27]至此，该年日讲遏制，直到次年即天启元年正月十二日始规复日讲。[28]天启天子的偷懒来由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九五斋、精一堂等室所，是天子日讲时居止之所，也是天子日讲场合的构成部门之一。

二、经史课本

泰昌元年（1620）十月十六日[29]，大学士方从哲等上《讲读仪注》，明晰天启天子日讲《四书》部门从《大学》讲起，五经部门自《尚书》讲起，由《尚书·尧典》篇起。《讲读仪注》说：“《四书》起《大学》，《尚书》起《尧典》。逐日讲读，先读《大学》，次读《尚书》。” [30]在《四书》和《五经》的选择上，方从哲为天启天子所作的计划，与隆庆六年（1572）张居正为万历小天子所作的日讲仪程的计划完全一样，但出于何种思量则不清晰。[31]十月十八日，日讲官孙承宗即为天启天子讲《尚书·虞书·尧典》的“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一章。二十一日，孙承宗继承讲《尚书·虞书·尧典》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一章。[32]《尚书》所记乃二帝三王道统之传，以是帝王的教诲以《尚书》开讲。

《尚书》之后，《诗》、《易》、《礼记》等经是否曾经讲过，并不清晰。可是，陈仁锡在天启六年谈到，他筹备次年讲《诗经》时报复“山海关军士夺马食为己食，止将一半卖草豆喂养，只因自内及外管马官员动机全不照管马匹”之状，[33]表日间启天子的日讲在天启末年也许曾经进讲过《诗》。天启五年（1625），李国𣚴晋左庶子，充经筵日讲官，“次讲《尚书》”。[34]之外，至少天启六年（1626），天子日讲《四书》部门已开始改讲《论语》了。日讲官陈仁锡留下了天启六年《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信近于义”、“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等章的讲章，并筹备在次年讲《论语·为政》的“为政以德”等三章。然而，据陈仁锡自述，同年内廷传旨：“南直陈讲官（指陈仁锡）往后不要讲《四书》，改讲《书》经。”随后，阁臣遵旨分配陈仁锡讲“壁经”（即《尚书》）。[35]这表白从泰昌元年（1620）到天启六年（1626），《四书》部门讲了《大学》、《论语》，《五经》部门的课本则首要是一部《尚书》，[36]也许尚有《诗》。之以是讲得五经四书都未讲遍，与天子本人惰荒有关。天启二年正月四日，叶向高档人呈请于正月十一日开讲，“往后仍俟节假满日，接续逐日进讲”，但天启基础不想天天上课，下旨说：“着于十一日开讲，往后二月上旬择吉进行。”[37]一句话，就将一个月内的日讲免了。

天子日讲中史书的选择相对机动。[38]方从哲最初为天启帝制定的史书课本为《通鉴节要》、《皇明宝训》等：“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通鉴节要》，讲官务将前代得失兴亡究竟直解大白。其《皇上宝训》（当为《皇明宝训》之误）一书乃累朝祖宗家法，合与《通鉴》分日进讲，今昔互证，以资法戒。” [39]《通鉴节要》，应该等于宋人江贽所编定的《资治通鉴节要》。该书自元代以来颇受统治者们的推许，颇为风行，在明代则于弘治二年（1489）和正德九年（1514）两经司礼监刊刻印行。[40]神宗天子初年，按照张居正为他制定的仪程，《通鉴节要》也是要讲的，并且是在讲完《四书》和《五经》之后的午讲中举办的。以《皇明宝训》为课本举办日讲，之前也有先例，如万历九年始在张居正的提议下即开始依《实训》、《实录》纂成《训录类纂》，次第进讲。[41]方从哲为天启天子制定的《皇明宝训》课本，包罗其历代祖宗的宝训，是大部头的作品，假如要讲，天然也是要节选的。可是，《通鉴节要》与《皇明宝训》这两种课本是否真的成为天启天子日讲时的案头之物，没有直接的证据。然而，从天启四年丁绍轼任讲官时的记实来看，天子日讲除《四书》与《五经》之外，插入其间报告的只有《帝鉴图说》，而没有《皇明宝训》与《通鉴节要》。毕竟《帝鉴图说》代替了《通鉴节要》与《皇明宝训》，照旧《通鉴节要》与《皇明宝训》在天启年间压根就没有进讲过？尚不行知。《帝鉴图说》是万历初年张居正主持编定，用以作为万历天子的日讲课本。以《帝鉴图说》作为天启天子日讲课本的倡议，最早见于泰昌元年（1620）十月日讲官孙承宗与阉人王安、高时明的私下接头。据钱谦益记实，孙承宗对宦官王安、高时明说：“讲《帝鉴图说》，指图画像如民间词话演义之比，俾圣心与臣下日亲日熟，入尔后说之，此启沃之要也。’时明曰：‘非复午讲不行。’安曰：‘甚善，当请修九五斋。’……未几，逆奄魏忠贤用事，杀安，罢时明，公亦辍讲帷以去。”[42]到天启二年（1622），《帝鉴图说》正式成为天启天子的日讲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