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客倒是可以在车上睡得毫无顾忌，夜班车的乘客比白天的更爱丢东西，甚至还有代驾丢过小电动车。“夜班车的乘客坐车容易睡着，冷不丁醒了，到站了，抬脚就走，东西就忘了。”张天亮总结，“人在夜里，精神状态不一样。”
夜30路的车上捡到过全套金首饰和化妆品，失主是个打工仔，攒了这么一套东西，想回老家娶媳妇。他来领失物那天恰是平安夜，拎着一兜苹果硬塞给了张天亮。
还有个乘客，在车上丢了一袋子石头，司机捡着后扔在调度室了。那乘客来找时挺急，道着谢把袋子打开，说“您知道吗，我这一堆石头，值好几十万”。
丢的不仅是东西，还有可能是小孩。张天亮提到一个孩子参加学校活动到很晚，坐夜班车回家，上车后给家里发了个信息，手机就自动关机了。
家长算着时间，在终点站等，左等一辆右等一辆，就是等不着孩子。最后，整个场站的司机都开始帮着找孩子，终于有个司机说，我好像见着了。
原来这孩子不但手机没电了，车还坐反了，家长就这么从头班车等到了第五班车，幸好只是虚惊一场。
时常也有带着酒意的人，趁夜色抢上车来，摇晃着坐下，或唱，或哭，或手里拎着半听啤酒絮叨。
开夜38路头一年，凌晨4点多，一个姑娘从德胜门站上车，刘佳猜她“是从后海那边过来的”。姑娘上车前就已经在流泪，坐下又开始哼歌。车里车外几乎同样寂静，歌声和哭声都“没影响别人”。她最终在西三旗桥南站下了车，起身时已然有些晃悠，他忍不住起身扶了她一把。
车还得往前开，隔着关闭的车门，他看到那姑娘慢慢在路边坐下了。后来他再也没有见过她，只余下回忆中一点淡淡的担心。
4点钟，从回龙观往市里去的最后一班车上，刘佳总能看见一个年轻乘客。他猜她是地铁的工作人员赶着去上早班。
前年，她的父亲陪着她等车，去年换成了母亲。今年开始，她自己乘车的次数多了起来，“可能是父母觉得放心了”。
一切都在变化，就连公交站的站牌也是。刘佳刚开车时，最早的站牌“是个铁墩儿”，一个杆子上戳个牌子。现在的站牌都是带着遮雨棚的灯箱，一到晚上就亮起来。他开着车，远远就能看见。
北京的夜班车线路一直在历经变化，当年的20路全长19.35公里，在1960年一度因为燃油紧缺而停驶，直到1970年才恢复。
1968年，4路环行由于“绕着皇城跑”的路线，被认为“让修正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车跑在天安门前”，停止运营，又在两年后恢复，改成了夜班车。
15条2字头夜班线路被称为“旧网”，5年前，2字头的旧网夜班车最后一次运营，被34条“夜××”新网线路取代。新网增到34条，日行驶里程从5000公里增加到1.6万公里。
在旧网运营的最后一天，凌晨4点多，刘子豪和其他公交迷一起去了位于紫竹院的211路夜班车总站。这条线路的末班车是15条线路中的最后一趟。他们想最后坐一次这趟车，“留个纪念”。
但一直等到天亮，车都没有来。他们打电话给211路的场站，才得知由于调度原因，这趟“旧网的最后一班车”取消了。
4:50
凌晨4:50分，夜30路的末班车开出场站，车厢里成为晨练老人的天下。
张天亮排的班次不会遇见这些老人，但他时不时会帮同事代班，内环和外环线路上的每班车他都开过。
夜38路的调度室里通常至少有3人值班，能够负责行车安全管理和车辆的基础维修保养，这3个人也都熟悉线路，随时能上手把车从始发站开到终点站。
邢汀坐在调度室里时，特别怕听到电话在一片寂静中响起，那意味着“出问题了”。若是车坏在路上，他需要开着备用车辆立刻赶去，让司机把深夜滞留在路上的乘客接回来。而他则把坏车收着，或想法子开回场站，或原地等待公交救援。
“如果是白天，那些乘客还能想想法子，换别的车，晚上就只能等我们了，不能把他们扔在路上啊。”他说。
夜班司机的身体也有可能出状况，或是闹肚子，或是临时有事，相互替班成了常事儿。张天亮的排班是“上三歇一”，但经常帮同事替班的他，一年几乎365天都在开车。
春节前，他发现坐车的代驾变多了，“这阵子代驾公司给员工有收益上的加倍。代驾们现在都拼命地去挣钱，很不容易。”这些来北京打工的年轻人让他心生感慨，“在别人正常休息的时候，他们还在拼命。”
车快进站，他从反光镜里看到有代驾司机骑着小电动车在后边追，用车灯闪他。那是怕赶不上车的乘客，张天亮会把车速放慢，尽量让所有人都能上车。“也不求别的，别让人戳脊梁骨骂就行”。
夜30路内环的末班车上，基本上看不到代驾了，沿路上车的有上早班的人。夜30路的路线在白天叫做300路，头班的司机通常5点半上班，有人坐夜30路的末班，赶去草桥场站。
车上更多的是老人，一位姓孙的大爷自打这趟线路开通，一直固定在这个时间坐车去晨练。他67岁，每天晚上7点钟就睡觉了，凌晨3点起床，自己炒个菜焖个米饭，4点多出门坐车，去圆明园散步。几年下来，老孙风雨无阻，只有在北京下暴雨的那天，他到站没有下车，坐着夜30路在三环路上绕了一圈。
老伴不爱跟他一起去，作息时间也跟他不一样，老两口就像处在两个时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