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表示，信用档案的内容值得进一步推敲。“例如消费者评价和投诉情况，目前并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存在很大的主观性，也不排除有恶意诋毁，可信度方面就无法保证。”相比之下，她更倾向于关注处罚记录，“包括公安机关的拘留处罚，也包括家政企业或行业协会的处罚，把这些出具过的处罚记录放上去，会更加有凭有据。”

　　同时，刘明辉还指出，建立家政企业的“红名单”要慎之又慎，“通常情况下，行业协会都是忌讳表彰的，因为很难做到真正公平，而‘红名单’一旦存在，也可能带来权力寻租的问题。”

　　除了建立家政服务业的信用体系外，刘明辉认为，提高家政服务员的社会地位同样很重要，“尽量不要再用‘保姆’这种歧视性称呼，而是叫‘家政服务员’。主管部门应当加强职业化管理，公众也要尊重这种职业。在职业培训上，不仅培训专业技能，还要传授职业道德规范，进行信用体系相关教育。”

　　本报记者 宗媛媛

　　插图 宋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