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西晋时期的隶书

隶书颠末东汉时期成长到岑岭后，到三国魏晋往后就慢慢起变革。这时期的楷、行、草书已日渐成熟，出格是行、草书，在适用中已慢慢取代隶书。如草书，东汉光和（公元178－184）时人赵壹在《非草书》中说草书“鄉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声名社会对草书立场以为毫无社会代价。然则到了西晋，卫恒在他的《四体书势》一文中已完全纷歧样了，他说：“草书之法，盖又大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只颠末百余年，社会对草书的立场和草书的代价已大变，草书已成“应时谕指”、“兼功并用”的书体了。又如楷书，到三国曹魏时的钟繇已写出《宣示表》那样的楷书了。以是隶体的日渐衰落就是天然的了，是字体跟着社会成长的肯定趋势。从书体自己成长看，东汉时已达“每碑各出一奇”的高度，不行能持久地保持这种盛况，老是要转化成长。隶字作为笔墨的社会成果方面，东汉往后已根基可能说已逐渐完成它的汗青浸染，已被楷、行、草体所取代，固然它是逐渐的进程。可是隶书作为一种字体还存在，作为书法艺术的一种书体尚有它的魅力，还要恒久继承下去。

在进修隶书中常常会碰着“八分书”的说法，毕竟什么是八分书，汗青上有多种说法。卫恒在《四体书势》说：“隶书者，篆之捷。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又说： “鹄学生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之法。”又唐代张怀《书断》引王愔的话说：“次仲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表率。”这两段话的意思是，隶书是篆书之简便写法，王次仲把隶誊写陈类型化，在灵帝时多能书者，写的最好是师宜官，他的学生梁鹄和梁的学生毛弘写八分书。所谓八分书是隶书的一种写法，少波势。在篆书隶化的进程中，如秦时始皇陵刑徒砖中的“里”字等，因为刻砖难刻波势，只能刻出无波势的直画，极像其后的楷书，王次仲等就回收民间这类新俗体加以清算，“字方八分，言有楷法。”启功老师在《古字体论稿》中论及八分书时说：“其笔画更精练，譬喻汉碑中字横画下笔处下垂的顿势，所谓‘蚕头’，收笔处上仰的捺脚样子，所谓‘燕尾’都没有了。这种新俗体流行往后，为了区别‘蚕头燕尾’的原隶体，故取名八分书，即八成古体或雅体的意思。”这种没有波磔的隶书的成长，就慢慢酿成如钟繇《宣示表》那样的新俗体楷书了。

明拓三国《谷朗碑》

这时期的隶书，初期沿习汉隶，有很明明的波磔笔的隶书，其后酿成如杨守敬所说的折刀头的写法，以至呈现其后如《谷朗碑》那样近似楷书的隶书。如《受禅碑》、《公卿上尊号奏》，两碑立于三国魏黄初元年（公元220）。传为钟繇和梁鹄书，但无确据。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尊号》、《受禅》分属钟（繇）、卫（觊）。”此两刻书风临近，结体方正，笔画劲利。杨守敬在《书学迩言》中说：“《上尊号》、《受禅表》下笔如折刀头，风骨凌厉，遂为六朝真书之祖，学八分书者，从之入手，绝少流弊。”胡小石也在《书艺略论》中说：“二刻书体，皆肃括方严，节气洞达，波挑俯彻，如翚斯飞，进出理解，有 ‘八角垂芒’之妙”。学此两刻无软骨之弊（见图174、175）。

《受禅碑》

上尊号碑

《孔羡碑》，黄初元年（公元200）立，在山东曲阜碑林。康有为说：“古人评其书有‘龙震虎威，气雄力厚，魏刻之冠。’”其书与《上尊号》同等，古质遒劲，气魄雄强，笔画呈折刀头，朴素厚重（见图176）。《黄初残石》，黄初五年（公元224）立。在陕西郃阳县。与《上尊号》等书风属另一种，纯美奇丽，《金石补录》评述说：其书“高明醇朴，书体酷似《酸枣令》，他碑未及也。”书风娟美纯朴（见图177）。《曹真残碑》，立碑年代已泐。曹真死于太和五年（公元231）三月，立碑当离此不久。现藏故官博物院。杨守敬评其书说：“分法与《王基碑》同”结体宽博，笔法强劲中超逸，有较强装饰味（见图178）。

曹真残碑